有学者指出：这些弥足珍贵的钺只在少数大墓中发现而不见于一般墓葬，它和大墓殊高的埋葬礼遇，共同刻划了墓主人的身份，仅用军事统率权来看待，这些玉钺的含义就显得很不够了。换言之，这类持钺的墓主人之所以在葬礼上表现出空前的奢侈与豪华，恐怕是因为他们已不同于一般军事首领的身份，而开始具有了与邦国之王相当的地位。陶寺大墓之墓主应就是某一城邦中的上层人物（48）。

陶寺3015号墓主集军事统率权和祭祀权于一身的王者地位，在该墓发现的成套礼乐重器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据发掘者报告：“在大型墓中，成对的木鼓与石磬、陶异型器（土鼓？）同出，放置位置固定”。陶寺大墓随葬的鼓，鼓身皆作竖立桶形，用树杆挖制而成，外壁着彩绘，鼓皮由鳄鱼皮包蒙，即古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M3015∶16，出土时器身倾斜变形，通高100.4，上口直径43，下口直径57厘米，外壁施粉红或赭红底色，以白、黄、黑、宝石兰等色绘成图案，虽已残损，但仔细辨识，还可看清，其中部偏上的一周图案，宽约22厘米，迥形纹较明显；下部饰带一周，宽约4厘米，有几何形纹、云纹等。图案上、下并有条带状的边框数周（49）。

石磬M3015∶17，上端两面对钻一孔，通长80厘米，实为特磬（50）。整体形状与1950年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51），1973年在殷墟宫殿区发现的龙纹石磬相近（52）,同为倨句形。

异形陶器（土鼓？）：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M3015应为两件，因人为扰动少出一件。简报以M3002∶53为例：褐色陶，通高83.6，筒口直径11.6厘米，筒口下有圆纽一周12个，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甚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这种器物上、下口连通，不可能为容器，在大型墓中每与鼍鼓、石磬同出，应为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53）。“土鼓”，在其他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过，是陶寺遗存独具特色的陶器，其主要用途是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作为战鼓，鼓励杀伐。

“仓形器”多年不被人识。仓形器M3015：25，高24、底径15.8厘米。附件“骨匕”。骨匕M3015：4，体扁平、光滑。柄端对钻一孔，另端磨出钝刃，长22.3，宽2.2—3.4厘米。对于“骨匕”，纺织史专家认为：它既可以理丝、又可以打纬，是一种纺织工具。  笔者认为，“骨匕”作为“仓形器”的附件， 既然是一种纺织工具，“仓形器”自然与纺织丝绸就有某种联系。从“仓形器”上有蘑菇形盖，下为圆柱体，圆柱体周围又凹进三个拱形顶小洞，且三个洞各不相通，通体施红彩的情形来判断，笔者认定它应该是一种缠绕丝线的工具，这种工具名叫“  榬  ”。作为络丝工具“榬”，它的下部还有一个能够转动的底盘与其相匹配。其蘑菇顶盖的出沿部分应该是为防止丝线在缠绕过程中脱圈而设置的。同时，其蘑菇顶也应为使“榬 ”转动和制止“榬”转的人的手抓部分（54）。

陶寺人将多件缫丝工具“ 榬”随葬于墓，“ 榬”在这里代表的是一种物质财富。“榬”的多少，显示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丝绸在原始社会的最初出现、是十分珍贵的物品。只有部落集团领袖或少数贵族才能享用，而一般部落成员是不可能有这种礼遇的。“榬 ”在这里代表的不是它本身、而是象征着几 榬 丝线或几匹丝绸，故而陶寺大墓M3015中才会出现“榬”与鼍鼓、特磬、土鼓、玉钺、龙盘为伍的现象（55）。

根据以往地下发掘材料，传世铜器铭文及文献记载都一再证明鼍鼓、特磬，乃是王室重器来看。很明显，只有在国家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才使用，作为随葬品，它正好说明墓主人就是祭祀活动的主持人。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断定陶寺M3015号墓主就是“唐尧”，但至少可以说这座具有王墓性质的大墓在陶寺遗址的发现，反过来可以证明：这里曾经是一座“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