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河南郑州西山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总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尚存的北半部圆孤形走向，城垣总长约300米。城内发现大量房址，面积多数在三、四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座达100平方米左右。有的房基下埋置小孩、牲畜或放有粮食的陶罐作为奠基。还发现死者被弃葬于灰坑里的现象，有的尸骨不全、身首异处。西山城址属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类型，始建和使用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300——2800年间（9）。此外，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大溪文化时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平面也呈圆形，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年（10）。

尽管郑州西山古城与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不能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相比。“这实际上是史前聚落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期的城，实际上是某一地区范围内的聚落中心。这一时期的‘城’，虽然不具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城市’的许多功能，但它是史前阶段某一地区提前迈向文明社会的标志，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地位（社会基础主要包括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一切原始文明的因素都孕育其中”（11）。陶寺城中的大城套小城、小城有宫殿，城中有专门用于祭祀和观测天象的“神台”，正是文明社会成熟的表现，也符合作为“王都”的基本条件。

目前，华北地区发现的与陶寺中期城址年代大体相当的龙山文化古城约20座，10万平方米以上至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仅5座，三、四十万平方米的仅2座（12）。在长江流域发现的与陶寺中期城址年代大体相当的屈家岭文化城址有6座，20万平方米至25万平方米的城址有3座，唯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最宽处1100米，面积约120万平方米（13）。不用拿陶寺中期城址的面积和其所具备的功能与华北龙山文化时期诸多古城址相比较，就是拿陶寺文化早期小城的面积和其所具备的功能与华北地区发现的诸多龙山文化古城相比较，其似乎已透析出“王都”气息。如果拿陶寺中期城址的面积和其所具备的功能与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作比较，同样陶寺中期城址也显示出“王都”气魄。它比天门石家河城址大一倍半，抵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约9个（14）。如此规模宏大的陶寺城址，“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它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个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而‘筑城以卫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陶寺城址的兴建似可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15）。

由此可见，陶寺城址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研究期望值最高的一座古都城遗址。那么这座“都城”最早的主人是谁呢？无论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还是从考古学角度分析，只能是“唐尧”。那么，以“陶寺”为中心，方百里之内，必然会有许许多多以“陶唐氏”文化为特征的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存在。这些农耕部落聚落群的政治、经济，文化必受制于“陶寺”中心的管理。《史记·五帝本纪》所云唐尧统治下的“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否则，“唐尧”不会产生，“尧都”也不可能出现。

观察之二：“尧都”当时在临汾盆地的社会基础与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南地区已发现的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有70余处（16）。主要集中在临汾盆地塔儿山（崇山）周围的汾、浍地带，遗址的分布特征表现为数量多、规模大、且十分密集。这些遗存都是当年一些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居址。正是这些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出现，才奠定了陶寺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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