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周围一些生产技术落后，经济势力薄弱、人口较少的农耕部落就会随之向其靠拢。此时，一个较大的农耕部落聚落就可能形成，“农村”开始出现。假若诸多的、规模较大的农耕部落聚落汇集一方，即许多“农村”连成一片，聚落群即已形成。聚落群之间必然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这就需要有一个能被诸多聚落群信赖的核心聚落群首领出面调停。这个核心聚落群无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强大的。这个核心聚落群的首领无形中在政治上就赢得了一方诸多部落聚落群领袖的地位，“王”也就随之产生了。“尧王”的出现，正是在诸多农耕部落聚落群的拥戴下产生的。“尧都”的构筑和宫殿的建造正是“尧王”麾下诸多农耕部落聚落群出资、出力，团结战斗，共同奋进的结果。所以说，坚实的农业基础夯实了陶寺城垣的根基。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由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到文明起源，中经由生产力之继续发展而出现的革命，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文明起源毫无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定居地方以农耕，游徒部落以畜牧，都要达到食物生产者的阶段，然后才有转入文明的可能”（26）。
从农业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原始农业在河东地区的提早发生及原始农业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为帝尧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1976年地处中条山腹地的下川中石器文化遗址出土了三件研磨盘和7件锛形器，以及作为研磨用的磨锤等（27）。下川遗址的年代下限为距今16000年。“下川遗址出土的锛形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石锛的先祖。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代 表的新 石器时代的磨制石 器可 以 在下川文 化中见到祖形”（28）。“研磨盘在下川文化中的出现，代表了我国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的先声”（29）。
1926年，在“嫘祖”的故乡夏县西阴村曾发掘出有明显人工割裂痕迹的半个蚕茧标本（30）。西阴遗址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1931年，在同尧舜为同时代人的周之先祖“后稷”的家乡、即“后稷”当年的教稼之地稷王山附近,西侧20公里的万荣县荆村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碳化高梁标本和粟类炭化物（31）。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早在纪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的华北就已经开始种植高梁了（32）”。
1989年10月—12月，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在位于侯马市东南4公里的乔山底遗址，发掘了两座早于唐尧时代的大型谷仓，两座谷仓F1、F2均位于浍河南岸的第Ⅱ发掘区，两仓相距11米。两仓均为口小底大的袋形坑，F1底部近椭圆形，东西径5.6米，南北径5.85米，残存深4米；F2底部为圆形，直径6.4米，残存深4.75米。F1、F2的底部都铺有一层红烧土防潮。红烧土上有木板腐朽后留下的白色木灰。谷子是在粮仓中部的白木灰上发现的。F1谷子堆积范围直径为2.4米，F2直径为3.5米，中部堆积较厚，约30厘米，谷子已全部炭化，但粒粒可数，清晰可辨。初步测算F1容积在25立方米以上，F2容积在40立方米以上（33）。虽然粟类作物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34）、仰韶时代的遗址中就屡有发现，粮仓在山东胶县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35），但规模和数量根本无法与乔山底F1、F2相比。
如此之大，技术处理如此之严的大型粮仓在乔山底遗址的发现说明了什么？从粮仓本身所提供的信息看，它不仅反映出在帝尧时代来临之前，在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汾、浍地带所生活的原始农耕部落在农业革命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且反映出各部落联盟在农业革命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严密的组织形式，粮食的剩余作公共财富的积累是“农业革命”的标志性成果。粮食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诸如：畜牧养殖业、手工纺织业、远程贸易业（陶寺中期小城内M22已发现货贝）等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诱发了部落盟主的贪婪和对公共财富的占有欲。利益上的分配不公与贫富差别从此产生。部落盟主在部落内部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旦形成，其家族成员或其亲族成员就会在部落内部高人一等。部落成员之间就形成了等级差别。相持不下，阶级矛盾的产生就孕育其中了。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直接看到帝尧时代到来之前，各聚落群首领，即部落盟主是如何支配或占有公共财富的，但我们可以看出，在帝尧时代到来之后，由原始农业所积累的财富，并通过各聚落群首领汇集起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个作用不仅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更直接作用于人类文明的出现。
曲沃县东许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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