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工商业者与“庶人”地位同列。“庶人”在这里指的是农民。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师服的话说：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襄公九年记载楚国大臣表述晋国的情况时说：

……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

襄公十四年载师旷对晋悼公的话中有：

……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佐也。……

哀公二年载赵简子在战争之前发布的动员令中也有这样的话：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左传》中的这一系列相同或相似的论述，实际上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定位。工商业者与农民共同构成了被统治阶层中的自由民。

春秋时期的商人并不受到歧视。

当时的春秋各国并不见后世那种“重农抑商”的政策。相反，各国对于工商业的发展都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周王室在春秋时期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首先，轻关易道，招徕四方商贾。《逸周书·大匡》载，周王颁布法令告四方“旅游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潘振注：“言告四方而召游旅，四方之生财而乐于通商，津济无阻，道路有环，委积有待，则所至之旅，如归家之安也。”[14]《逸周书·程典解》记载周王的政策时也说：“工攻其材，商通其财，百物鸟兽鱼鳖，无不顺时”。又据《左传》记载，卫国在春秋初期遭到狄人侵袭，几乎亡国。卫文公在齐国的帮助下，为恢复本国经济，“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15]。晋文公在晋国也实行了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同时对“工商食官”制度作了整顿[16]。郑国在春秋时期对商业的发展一直采取支持和保护的态度。郑桓公东迁之时，商人立了大功。郑国政府为此与商人签订了盟约，约定“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毋与知”，给商人经商以很大的自由。晋国的上卿韩宣子到郑国访问时，企图强买商人的玉器，遭到郑国执政子产的拒绝。可见，郑国政府保护商业的政策是持之以恒的[17]。

春秋时期国家之所以没有出现抑商政策，是因为当时“工商食官”制度仍然占统治地位，井田制虽已开始发生变化，但大部分的公社农民仍被束缚在土地上，“野与市争民”的现象还没有发生，国家无需抑商。而到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大量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现象日益突出，抑商政策也就应运而生。一句话，“抑商”是为了护农。

另外，春秋时期各国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在政治场合常使用商业术语作比喻，其言论表明他们并不轻视商业和商人。《左传》昭公元年载，鲁国的贵族叔孙豹在国外因受到季孙氏的陷害，回国后赌气不与之相见。叔孙氏的家臣对季孙氏的家臣说：“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贾而欲赢，而恶嚣乎？”意思是说：“叔孙氏在外受了几个月的苦，而季孙氏仅在此等候了一个上午，又算得了什么呢？商人做买卖要赢利，难道还能讨厌市场的喧嚣吗？”昭公三年载，齐景公想给晏子换住宅，晏子谢绝说：“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并以市场上“踊贵屦贱”为喻，劝齐景公“省刑”。昭公十九年载，楚令尹劝楚王释放吴国的使者时说：“彼何罪？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杜预注曰：“言楚灵王怒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于室而作色于市人。”《国语·越语》载，大夫种对越王勾践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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