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工商食官”制度的两重性，春秋时期商人郑国政府与商人的盟约中才会有“尔无我叛，我无强贾”这样的条款。就是说，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也不强买商人的商品。言外之意，商人的商品是出售给国家，而不是无偿提供，只不过商品的价格要受到政府的操纵。由于郑国商人在国家东迁的过程中立了大功，政府才特地许诺，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家政府，那么国家将会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商品。

春秋时期的商人，一方面向国家提供商品，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出售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3]。

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的情况。《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锄，试诸壤土”。“鉏夷斤锄”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国家生产这类产品，主要就是出售给农民。这中间的环节无疑是由商人来完成的。专门为官府出售商品的商人，到战国秦汉时期，就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商。

正因为春秋时期商人的服务对象仍是以“官”为主，所以在《左传》、《国语》等典籍的记载中，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大商人，无不与当时列国统治阶层中的高层人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记载中，提到郑国的大商人弦高，他本来要到洛阳去做生意，但在途中遇上了前去偷袭郑国的秦军，他当机立断，诈称自己是郑国国君派出的使者，用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来犒劳秦军。结果秦国军队认为郑国已经有了准备，就打消了袭郑的念头，撤军回国。这其中当然有弦高的爱国心在起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因为郑国商人与统治者的利息休戚相关。这一点还可以从另一件事中得到说明。《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晋国的执政大臣韩起在郑国访问，想强买郑商的玉环，遭到郑国执政大臣子产的拒绝，子产说：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毋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敝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

子产讲述了郑国商人与统治者源远流长的“友谊”，并且威胁说，如果韩起一定要得到玉环，就会“失诸侯”，足见政府与商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左传》成公三年记载中，还提到郑国的一位商人。当时晋、楚两国交战，晋国的大将荀罃被楚国俘虏，这位郑商打算营救他，计划把他藏在袋子里偷运出楚国。恰逢晋、楚两国谈判和好，荀罃被楚国释放，计划才没有实施。后来这位商人到晋国做生意，荀罃热情款待，如同真正救过自己一样。这位郑商宛然谢绝，又到齐国去做生意了。这件事说明，这位郑商不但与晋国统治阶层的人物有密切来往，同时也必定与楚国统治阶层中的人物交情深厚，其经济势力之雄厚不言而喻。

《国语·晋语八》说到晋国的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韦昭注：“言其财贿足以交于诸侯。”这个解释过于笼统。《逸周书·文酌解》载：“大商行贿。”唐大沛注：“行贿，流通货贿。”朱右曾注：“行贿，通有无也。”可见“能行诸侯之贿”即“流通货贿”之意，也就是说当时的大商人财力雄厚，可与各国国君做生意，向他们提供商品，而非从事后世所说的贪污受贿之“行贿”[4]。反过来说，既然这些富商能向各国的君主们提供珍奇商品，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就非常密切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的高足，卫国大商人子贡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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