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土地制度是国有制，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第次分赐其子弟和臣属。《礼记·礼运》：“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周王对所授封土有予夺之权。《孟子·告子下》说天子对诸侯有改封的权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各级贵族对占有的土地既不能买卖，也不能私相授予，这就是《礼记·王制》所说的“田里不鬻”。西周的土地国有制是以承认家族公社对土地的实际占有为前提的。土地原来属于家族公社的财产，统治者征服这些宗族后，土地所有权属于最高统治者，但家族公社对土地仍然具有长期而稳定的占有权。

    井田制崩溃后的土地制度，曾长期被认为是个体家庭私有制。[8]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战国实行授田制的观点已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9]云梦秦简《魏户律》：“二十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野，人人孤寡，缴入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宅。”[10]《吕氏春秋·乐成》：“魏氏行田百亩，邺独二百，是田恶也。”云梦秦简《田律》：“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稿两石。”[11]“今利其田宅，复之三世”。[12] “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侍一役，此地不任也。”[13] “州、乡以次受（授）田于野。”[14]《荀子·大略》：“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务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这些史料说明，授田制是当时普遍实行的土地制度。授田制下，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作为独立的主体，与国家发生关系，国家与农户在土地上形成对接。这样，原来淹没在宗族共同体中的个体家庭完全独立出来，宗族共同体全面崩溃。

    战国授田制的特征是国家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个体农户对土地拥有长期而固定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对土地的长期占有权必然转化为所有权。战国末期，各诸侯国因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授田已逐渐废止，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已被事实上的所有权所代替。公元前216年，秦王朝颁布“使黔首自实田”令，在法律上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这样，从氏族所有制到个体家庭所有制（通常所说的个体家庭私有制）实际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路径：氏族所有制——家族公社所有制——井田制（国家所有权下的家族公社占有制）——战国授田制（国家所有权下的个体家庭占有制）——个体家庭所有制。

二、以生产工具为“指示器”的生产力不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

对于土地制度变革的原因，长期以来，学界总是归结为生产力发展所致。例如，有学者认为氏族所有制为家族所有制所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15]对于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原因，学界有一种影响甚为深远的说法，那就是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导致井田制的瓦解和战国授田制（或土地私有制）的确立。[16]这一说法因被大、中学的教材采用而深入人心。

事实上，从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到战国早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在距今8000—7000年的磁山、裴李岗新石器早期文化时期，农业已经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在遗址中发现有石锛、石斧、石铲、石锄、石镰、石刀、骨铲、骨刀、蚌铲、蚌刀等农业生产

工具，还有石磨盘和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农具以磨制为主，制作精致，种类配套齐全。石斧在当时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用于砍伐树木，开辟耕地，石铲用于翻土播种，石刀、石镰用于收割，磨盘和磨棒用于加工粮食。从耕地的开垦，作物的种植、收割，到收获物的加工等主要工具已经具备。其后的仰韶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几乎没有超出裴李岗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只是制作上有所改进，形式上有所变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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