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引文为柯瓦列夫斯基所言，转引自庄孔韶：《恩格斯与柯瓦列夫斯基的家族公社观》，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七辑，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

[3][21][39][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159、94、173页。

[4] 参见吴汝祚：《从墓葬发掘来看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考古》1961年第12期。

[5][7]参见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31-42页。

[6]参见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20—22页。

[8]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4-40页。韩国磐：《试论春秋战国时土地制度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2期。

[9]刘泽华：《论战国“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10][1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292-293、27-28页。

[12]《商君书·徕民》。

[13]《商君书·算地》。

[14]裘锡圭：《战国社会性质试探》，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史论集》。

[16]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31—34页。吴慧：《井田制考索》，农业出版社，1985年，92—97页。

[17]参见李有谋：《中原新石器早期文化问题探讨》，《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0页。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35页。

[19]参见赵世超：《殷周大量使用青铜农具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20]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49页。陈文华：《关于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农具问题》，《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22]参见《中国文物报》1990年1月26日，第1版。

[23]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24][26][27]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25][28][29]韩汝玢：《中国早期铁器的金相学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

[30]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1]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32][44]《诗经·齐风·甫田》。

[33][47]《汉书》卷24《食货志》。

[34]《孟子·滕文公上》。

[35]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36] 在井田制瓦解和变革前，除了生产工具没有本质的进步外，农业耕作技术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如后世主要的农作物黍、粟、菽、稻、麦等在夏代已经种植。（参见周昆叔等《中国最早大豆的发现》，《中国文物信息网》2003年8月18日发布。）水利灌溉技术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中已经出现。（参见叶万松等《河南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粪肥在商代已经使用。（参见胡厚宣《殷代农作施肥说》，《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总之，在井田制瓦解和变革前，耕作技术方面并没有突然出现一种导致生产力发生本质变化的新因素。另外，耕作技术对土地制度变革的作用，在功能上的解释力度，无法与生产工具相比，因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因此，本文考察生产力与土地制度的关系，主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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