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氏族所有制被家族所有制代替，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春秋战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也是如此。从井田制到授田制的变革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长达几百年时间。自西周末期开始，井田制已经出现瓦解的迹象，即所谓“公田不治”，到春秋中期以前，“公田不治”已经是普遍现象。“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怀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32]井田制的改革首先从赋税制度开始。齐桓公在位时（公元前685-前643），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按土地肥瘠的程度征税。这就改变了井田制原有的力役纳税形式。其后，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秦国的“初租禾”，都是改“籍”法为征收土地税的变革。在赋税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诸侯国又相继变法。李悝在魏国“作尽地力之教”，实行“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33]的授田制。齐国“均地分力”，甚至小小的滕国，也实行“受一廛而后为氓” [34]的制度。秦国的变法最晚，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明确规定废除井田制。

显然，在井田制开始瓦解和变革时，铁农具还没有出现。而在变革过程中，铁农具数量极少，农业生产工具主要仍是石木农具。到战国中期以后，当铁农具开始大量使用时（牛耕只是在个别地方使用，依然没有形成社会生产力），各国变法已经基本结束（商鞅变法处于战国中期，是各国变法中最晚的），井田制到战国授田制的变革已经完成。

之所以把铁农具作为井田制到授田制变革的动力，是认为铁农具具有个体生产能力，而木石农具不具备这种能力。这实际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战国晚期，铁农具逐渐增多，但木石农具仍在使用，1955年在石家庄市市庄村发掘的赵国晚期遗址中，铁农具占全部铁、石、骨、蚌工具的65%，[35]即石骨蚌农具仍占35%（如果考虑因腐烂而无法发现的木质农具，非铁农具的比例还会更高）。显然，战国晚期，大量的仍然使用木石农具的个体小农是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因此，不管从时间还是功能上看，铁农具和牛耕都不可能是春秋战国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

从裴李岗文化到战国早期，生产工具没有本质变化，土地制度却有一步一步的质的跃进，显然，土地制度的变革不可能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结果。[36]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从农耕经济的出现开始的。在采集狩猎的攫取经济阶段，人们随自然界食物资源的变化而迁移，土地对于人们来说，没有实际的意义；生产型经济出现后，人们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土地逐渐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磨制石器和农业经济开始可能并无必然的联系。[37]但只有磨制石器才会使原始的锄耕农业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土地能被开垦，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作为一种财产，是磨制石器作用的结果。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天然就与具有个体生产能力的磨制农具相联系，磨制石农具是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前提。原始农具简陋，是单个人使用的工具，集体劳动也只是个体劳动的量的简单相加而已，原始农具并不是现代社会的生产线，非集体协作不能使用，因此，与通常的认识相反，需要集体协作的恰恰是发达的生产力，而不是原始的低下的生产力。[38]氏族或大家族共同占有土地，集体劳动，并不是生产工具落后，不具备个体生产能力的结果，而是原始血缘观念的顽固性使然。因此，在土地的氏族所有制到个体家庭所有制的变革过程中，考察生产工具是否具有个体生产能力没有实际意义。一句话，以生产工具为“指示器”的生产力的进步，与土地所有制变革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关系的扩张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

恩格斯说：“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39]“卑鄙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40]这种来源于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私欲正是氏族所有制到个体家庭所有制变革的动力。

私有观念的出现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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