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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影响：解读西北历史变迁的新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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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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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牧转换是影响西北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核心问题
西北地区在古代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广阔的森林草原提供了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黄土高原和内陆河流域潜在的土地、光、热和水资源又成为农业开发的理想场所，人类最早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的是畜牧业生产。由于农业与畜牧业相比较，不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量高，还具有更强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所以历史上适宜农耕的地方畜牧业向农业转化就成为一种规律。在中国历史早期，这种转化对政权的兴起、王朝的巩固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农牧转换与周、秦立国。西北最初的居民是被称为“戎”或“狄”的少数民族，他们经营畜牧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周人发迹于黄土高原，深受到“戎”的影响，但是其祖先弃“好耕农”，被尧举为农师。他利用黄土高原适宜农耕的优越条件，教民“播时百谷”，开始了由游牧社会向定居农耕社会转型。弃的四世孙公刘曾带领周人在黄土高原上多次迁徙，这一举动被认为是躲避“戎”族侵扰，这是忽视了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而得出的片面结论。周人学会务农，土地经过数年耕种，地力下降。史称“务耕种、行地宜”的公刘，就需要通过不停地迁徙，寻找供其开垦的新的土地资源。《诗经·大雅·公刘》中记载他来到新地方，“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⒁但在这时，周族还没有完全摆脱来自“戎”等少数民族的影响。直到公刘的十世后人古公宣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带部众离开豳，辗转来到渭水边的岐下定居，“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⒂，周人经过这样的一次次迁徙，最终完成了畜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型。迁徙意味着对原耕地的弃耕撂荒，这些地方也就是黄土高原最早产生水土流失的地方。故英国学者伊懋可指出，“周文明是建立在毁坏森林的基础上的”⒃。
秦人崛起于秦地，即现在甘肃省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西周孝王时，其首领非子善养马，“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非子养马有功，被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秦人称“秦”自此始。这说明在孝王时期，秦人的畜牧水平虽然比较高，但整个社会发展却比较落后，在生产生活中多保留有“戎”等游牧民族的习惯。秦文公时，秦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农耕文化在黄土高原上的广泛传播，秦人建都于“汧渭之会”，打败了周围的戎，出现了由农业生产代替畜牧业生产的社会转变，部众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秦缪公时，秦国经略西北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征服了周围的“戎”等少数民族部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⒄，将秦国国内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制度推广到黄土高原更辽阔的地域，晋国发生旱灾甚至要向秦国借粮。
周、秦的先民在实践中学会农耕并实现了农牧业的转换，为周王朝和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周、秦王朝建都西北，确立了西北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并一直延续到唐朝。唐朝黄土高原及其他适宜农耕的地方基本上变成了农耕文化区，再发展到明清时期，农耕文化以其不可阻挡的扩张力，将农业区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朝陕北一带屯田“错列在万山之中，岗阜相连”，“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⒅，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
第二，农耕文化主导下的生态消费与破坏。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其他活动，如营建、战争等等，也对森林草原资源产生难以弥补的破坏。以营建为例，历史上西北修城筑墙非常有名，历朝历代为修建那些数不清、望不到边的边塞、长城，宫殿、陵园，郡(州)、县、堡的城垣消耗了多少森林。所以，不论沿长城一线，还是在城镇附近，很少看到森林。西汉桓宽在《盐铁论》指出：“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⒆，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沉重地写到：“蜀山兀，阿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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