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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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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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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武《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显然，对于史前考古和史前期历史文化研究而言，新的思路、观念和方法十分重要。如果对这一点认识不够，甚至不以为然，那么“浅显的不着边际的形态描述和模糊的猜测”将可能始终如影随形地与我们的史前考古和史前历史文化研究相伴，我们不仅不可能写出一部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读懂的史前史，而且我们自己对史前时代和史前人类的认识都可能始终是模糊的、混沌的，史前文化就始终是一个谜。
这里我们想从史前人类的科学文化这个角度谈一谈如何看待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这个问题，因为关于史前人类的科学文化的研究，可以说已有一些重要的突破和契机，而且它们与古人的精神世界、文化表达方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古代知识体系中的二十八宿和“天圆地方”问题，而且它们都与冯时先生的研究有关。
关于二十八宿，根据文献记载和研究，其形成的年代只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起源期可能上溯至殷商时代，而明确地画有二十八宿星图的曾侯乙墓漆箱盖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竺可桢先生曾经对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做过计算，结果当公元前4500年至前2400年间相合的最多，达12宿（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如果把观测的范围扩大到赤道带，计入南北赤纬100带形区域内的星宿，在前6600年即可能达到15宿，在前4300年至前2300年间可达18——20宿（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178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因为缺少文献证据，竺可桢先生这个推算被否定了。李约瑟说：“要承认这一点，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所有考古学和文字学方面的证据，都说明年代不可能那样早”（《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178页）。因此他倾向于认为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伦。竺可桢先后有四篇论文论述二十八宿起源，令人遗憾和奇怪的是，他竟一次又一次地推迟二十八宿的始创年代。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一文中，他认定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早已开始于公元前二三千年，即他推算的二十八宿建立的理想年代的下限期，但在后来的文章中，他数次将这个年代推迟，以为不会比公元前四世纪更早，并倾向于接受巴比伦起源说。这个问题直到1980年代末仰韶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遗迹的发掘出土，才重新获得了一个检讨的机会。
西水坡蚌塑遗迹出土后，冯时先生首先论证了蚌图中立杆测影、北斗崇拜和东西二宫星象等文化内涵的存在，陆思贤先生继续论证了蚌图四宫星象体系的成立（陆思贤著《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995年10月河南濮阳举办“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期间，王大有先生实地考察、辨识，认为西水坡蚌塑图已堆塑出完整的二十八宿星象，这个认识又经伊世同先生考察、确认，伊世同先生并作了公元前4500年时的二十八宿天球分布图（参见：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版；伊世同《北斗祭——对濮阳西水坡45号墓贝塑天文图的再思考》，《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尽管有竺可桢先生的计算，王大有、伊世同先生的考察、论证，伊世同先生还作了公元前4500年时的二十八宿天球分布图，但也许由于前4500年这个年代让人感觉到太早，文字材料完全不支持这个结论，西水坡蚌塑图又是一个孤立的考古证据，所以学者们又倾向于两可的情形或者偏晚的年代。比如冯时先生虽然引证了竺可桢的计算，但他认为“公元前4000年代是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当然作为滥觞期同作为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确立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他认同伊世同先生的一个观点：由于二十八宿部分分布在黄道带，部分分布在赤道带，因此，二十八宿于黄、赤道带平分的年代应该是这个体系建立的理想年代，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王大有先生同时又为二十八宿的形成确定了上限、中限、下限，其上限不晚于前4500——前3000年，中限在前3000——前2300年间，下限在公元前5世纪（《中华龙种文化》）。这种情形表明，专家们可能认为西水坡蚌塑图尚不足以支持公元前4500年左右二十八宿已经建立这种观点，所以持两可或年代偏晚的观点。与竺可桢当年的情形有一点类似，它们凸现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缺失以及传统观念、文献资料、文字依据给科学研究（考古研究）带来的巨大压力。
由于机缘巧合，笔者有幸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含一些有特定造型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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