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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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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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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或相关论述就可以认为阴阳观念在殷商时还未产生。朱狄先生说：“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地’的概念出现得相当晚，直到殷周青铜铭文中，尚未见有‘地’字，而‘天’字却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2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郭沫若在《金文从考·金文所无考》文中还说：“易之八卦所托甚古，然可异者，彝器中逾未之见……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无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从这种文字学的角度去看，不要说八卦六十四卦、节气历法、“天圆地方”观念在史前时代的存在，就是考古学家们常常将史前人类遗存释为祭天、祭地、帮助人类灵魂升天之类的说法也是妄说了。
我以为我国有关上古和传说时代的文献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成书年代晚（这是相对于夏、商及以前的史实来说），它们大多作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因此关于夏、商及以前的事大多只能依据心传口授而作。《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所作。其后有战国时人公羊高、谷梁和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为之作《传》，并称《三传》。据研究，《公羊传》、《谷梁传》一直是以口授方式相传，直到西汉初期才写成书，《左传》开始也是口授相传，并被认为不是左丘明一个人所作，而是到他手上才加工整理成文。这种情形说明，直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心传口授仍然是古代历史文化传承方式之一，因此我国有关上古和传说时代的文献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基础的，并不因为成书年代晚，就可以否定其关于上古和传说时代的有关记载。但也因为心传口授、成书年代晚等原因，造成古籍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记载、说法非常混乱，这也就成为疑古的人否定古书、古事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特点是损毁严重。《左传》称“楚左使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今仅存《五典》中的《尧典》、《舜典》（有学者认为《汉魏丛书》所载发现于民间的《古三坟》即《左传》所言《三坟》）。《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有关商朝典册现仅有零篇断章残留于《尚书》。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奔楚，将周王室典籍大规模转移，导致老子辞官归隐，周室典籍至今下落不明（王红旗先生认为今人应该寻找周室典籍，很有道理）。春秋末年，孔子到处搜求古代典籍，但又“惧览者之不一”，从维护儒家学说的立场出发，删订“六经”，其余皆在“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的名义下被剪除和摒弃。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在朝代更迭、政治斗争或者战乱中有巨量图书被毁。即使司马迁作《史记》，也以“其文不雅驯”而放弃许多资料，“择其言尤雅者”著成《五帝本纪》。所以有关中国上古和远古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虽然学者常以“丰富”言之，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种残枝败叶。第三个特点是古代并没有科学技术史或其他的专门史。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和著述都倾向于哲学、政治、伦理，科学知识都很少；成书于战国期间的《黄帝内经》、《周髀算经》、《甘石星经》是当时最主要的科学书籍，但在涉及有关医学知识、数学知识、天文知识的起源方面都没有考证研究，仅有简略的由谁传授或起自何时的交待，更无发展历程的追溯和研究，甚至当时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与上古和传说时代相关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基本上是有关政治斗争、历史大事、国家祭祀方面的。司马迁所作《史记》撰有《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等卷，也都是介绍相关的知识及其在政治方面的作用，而无源流的追溯、研究。《夏小正》被认为是我国最古的科学文献之一，或者也可以说是专门介绍科学知识的最早的一部书（现仅存正文400余字）。不过从孔子视《夏小正》为“夏道”、《归藏》（《坤乾》）为“殷道”的角度看，《夏小正》的产生和存在在先秦时代的古人那里并不仅仅是作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天文历法书来对待的，而是与国家的治理、管理有关的东西（《尧典》中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也可证在古人那里天文历法是与治国相关的），其作为儒生讲礼的内容并纳入《礼记》也很可以说明问题。因此可以说从先秦和秦汉时候的古代文献里去追寻科学知识的起源、发展历程是很困难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第四个特点与甲骨文有关。甲骨文虽然是发掘出土的东西，非常可靠，但它的局限性仍然很大。甲骨文的内容虽然涉及社会政治、生活、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但它们是由于卜占的原因而随机地出现于甲骨文中，甲骨文并非人为地编撰的系统的社会历史文献、科学文化文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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