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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

时间:2009-7-24 13:54:21  来源:不详
其产生和存在的目的也非为此,因此依据甲骨文考证、研究上古和远古历史文化,必然受到较大的局限。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文献、文字只是全部人类史、文化史发展到某个阶段才产生的,只是人类的思想感情、文化文明传承方式之一。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认识,人类思想感情、文化文明的传承和表达方式,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先后顺序大致可作如此排列:姿体语言和口语最早,刻画图案、符号、记号次之,文字再次之,电讯、光盘、磁盘等再次之。因此,即使是没有错讹的古代文献记载,对事物起源、文化起源而言,它也只是一种路标,而不是终决和裁判,它只证明即时而不证明源起或者未来,更何况大量的事物和文化现象、起源可能不被文献、文字所记载。故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和文献考证天然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上古和远古历史文化研究而言。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对于传说时代的历史文化研究而言,决不是要考古材料围着文献转,要用考古材料去证史、补史,而是文献资料只能围着考古材料转,文献资料起着印证和帮助识读考古材料的作用。因此,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明确的。只有这样,考古材料就是远古历史文化本身,我们才可能复原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传说时代的历史文化,才可能更加接近古人的生活、思想、思维和心理,才可能分辨混乱的古代文献记载中哪是真实的,哪些是靠不住的、错讹的。
  一个关键和困难的问题是,史前时代没有即时的文献记、,没有文字,我们如何才能以考古材料为本,让后来的文献、文字围着考古材料这个中心转,为考古材料服务?就考古学现有的基本理论层位学、类型学以及有关考古学文化的理论而言,它们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它们可以独立于后来的文献资料、文字记载,而不与后者发生关系(这正是传统的考古学家喜欢强调和追求的境界——只是这样一来考古学就永远只能是一个象牙塔的干瘪的枯燥的东西,虽然现在考古学家正在呼吁和提倡考古大众化)。就文化人类学以及现在考古家习惯于使用的父系母系、公有私有、部落酋邦这些概念和理论而言,虽然不能说它们一定就是不适用的,但至少目前来说它们并没有很好地契合中国的史前时代(笔者将另文讨论相关问题)。我以为史前历史文化研究的突破除了发掘出土的看得见的物质遗存外,可以从器物纹饰和一些遗迹、遗物的形制入手(上面所言关于西水坡蚌塑遗迹的研究以及关于二十八宿的认识即是例子)。据笔者的了解和初步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都已发掘出土一些典型的或特殊的器物,其上的纹饰、刻画图案都经过了精心而周密的设计、安排,有着明确而严格的数量关系,它们正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易经》八卦系统的一些基本数理相合,而且分析纹饰、刻画图案的构件,可以发现它们正是来源于有关天文历法的实践活动、认识和观念,或者与之相关(详见拙著《伏羲画卦》)。同时,这种内涵表达及表达方式还延及夏、商、周及秦汉时期的器物纹饰,因此笔者认为它们是古人能动地创造的一种文化和文明传播及传承方式。虽然史前时代没有即时的文字记载,但是中国古代有一个特殊的通过数量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比如天文学上的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心宿三星、月相周期、四时八节、十月历法、十二月历法、二十四节气,易学上的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数55洛书数45,医学上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音乐中的十二律、七声音阶等等,特别是天文历法和易学中的一些基本数量关系,它们千年、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虽然古代文献残损不全,但这个通过数量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是明确的和无疑义的,通过这个知识系统我们不仅得以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科学文化比如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音乐等的发展状况,而且可以探知古人的思维方式、文化文明的传载方式。经由一部分典型的虽然繁复但有严密的数量关系的器物纹饰的释读,进一步可以探索各考古学文化中那些最基本的普遍的有规律性的器物纹饰的内涵,然后再涉及那些没有规律性的、随意刻画的纹饰,据此得以真正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这两块解决了,想来也有助于对社会形态、制度及其发展历程的探索,因为后者必然是在前者发展的基础上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或进步的。通过纹饰分析,延及商、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时也有助于三代及秦汉考古,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缺漏并验证文献记载的正误,探寻其所以如此的原因。
  关于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二十世纪蜚声中外的中国考古人类学大师李济有着清醒的认识。1953年,他在谈到安阳殷墟的发掘“使这一代的中国史学家对大量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的同时,强调“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发现提供了最充分的实物依据,可用来解释周代文明为什么好像突然一下发达起来——当时的档案材料和艺术遗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物质文化和哲学思考,其起源和早期发展一直是十分模糊不清的”(李光谟编《李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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