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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

时间:2009-7-24 13:54:21  来源:不详
器物形制和遗迹,并延及夏商周、秦汉时期)作了一些了解和分析、研究。根据竺可桢先生的计算,冯时先生对西水坡蚌塑遗迹天文学内涵的研究以及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批典型器物纹饰的分析、研究(许多典型器物的纹饰有着极为严密的天文历法数理和《易经》八卦数理设计),我将早期二十八宿(二十八宿的具体星宿在不同的年代可能会有个别的调整)建立的年代确定在前4500年左右。后来看到王大有和伊世同先生对西水坡蚌塑天文遗迹的认识,就更加坚定了我通过器物纹饰分析得来的认识。我没有到过西水坡,无缘见识王大有和伊世同先生所辨识的蚌塑星图,我也没有什么天文学水平,但我相信我对二十八宿建立年代的认识同王大有、伊世同等先生的相关认识并非仅仅属于巧合。我认为早期二十八宿在竺可桢先生计算的理想年代的上限期即前4500年左右即已建立,是因为我有远比西水坡蚌塑遗迹更多更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这里略作简介:北首岭中期墓葬出土78M4:(6)红陶细颈瓶肩腹部所饰用小三角叠砌的图案有严密的天文历法数理(该器纹饰本身可以作历书使用),其二十八个小三角叠成的宝塔状图案即是二十八宿已产生的证据之一;半坡四鹿纹盆和半坡P.4696鱼鳞纹彩陶盆都是用在口沿布数二十八的方式表现二十八宿之数理;姜寨一期的Ⅰ式T34②:1尖底罐,二期的Ⅱ式T283W277:1尖底罐、Ⅱ式T283W278:1尖底罐、Ⅳ式T282W246:1尖底罐等均是在腹部或肩部堆塑一周二十八个乳钉纹(或称“凸饰”),均是二十八宿已建立之物证;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都有用图象和布数的方式表达二十八宿数理的器物,不一一列举(这里所举二十八宿物证纹饰的具体分析和论证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中华史前文明之魂》)。北首岭78M4:(6)彩陶瓶、半坡鹿纹盆、鱼鳞纹彩陶盆、姜寨一期Ⅰ式T34②:1尖底陶罐,它们的年代同西水坡蚌塑图一样,都在前4500年左右,而且都属半坡类型,因此可以判断,早期二十八宿的建立,正是关中西部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先民的贡献(西水坡蚌塑遗迹与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有关,参见《“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2002年9月笔者邮购到蒋书庆先生所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书中列举、分析了马家窑文化中一系列有关二十八宿的彩陶图案,其思路、方法与笔者几乎完全一致,说来简单,即数数(当然要论证就还需要分析纹饰的形态、构造、来源)。
  “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宇宙观,其说最早见载于《周髀》。冯时先生据西水坡45号墓穴的形制作了计算、研究,认为在前4500年这种观念已经产生,又据红山文化祭坛、积石冢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研究,此不赘述(参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中国古文考古学》二书以及《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
  如果根据文献资料判断,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推前到前4500年左右,不会将二十八宿的形成时间上溯至前4500年左右,不会将六声音阶、七声音阶、八律甚至七孔骨笛本身的存在上溯至8000多年前,甚至也不会将毛笔、漆器、织布的历史上溯到距今六、七千年前。问题在于,象漆器、织布、骨笛这种东西很容易得到认可,只要发现了,它就存在了,七声音阶可以通过骨笛进行测试,毛笔可以通过彩陶图案推知,它们也不难得到认可,但二十八宿、“天圆地方”这种纯粹抽象、知识性的东西既与实物不同,也不能象音律那样可以通过发现的实物检验,所以得到认可的难度就增大了。我认为对待这个问题不妨作如此设问:既然毛笔、漆器、织布、骨笛以及七声音阶都不依赖于文献记载,不受文字依据的束缚,为什么要用文献资料、文字依据来框定“二十八宿”和“天圆地方”呢?对史前时代的毛笔、漆器、织布、骨笛以及七声音阶的确认显然是在文献资料、文字依据以外的知识系统中进行的,因此关于“二十八宿”、“天圆地方”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法、手段,在文献资料、文字依据以外的知识系统中进行验证和确认。比如二十八宿问题,有天文学上的计算,在前4500年左右形成是可能的,有考古学上的一系列依据(即古人刻意在遗迹、遗物上布数二十八,通过遗迹、遗物刻画的形态、结构分析还知道它们与天文历法的内涵表达有关),它既在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和知识框架内,同时又不违背人类及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是相契合的(中国原始农业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经成熟),因此它可以不依赖于古籍中对二十八宿问题的具体记载而成立。至于古籍中为什么没有记载或者根据文献资料所载、文字依据不能得出相同的认识和结论,那似乎应该追究一下文献或文字依据存在什么问题。
  再说一个典型问题:“阴阳”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谈论最多的一个概念和范畴之一,关于它的产生年代,很多知名学者都认为是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战国时期,而且《易经》和八卦符号中都没有阴阳思想。我在《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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