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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

时间:2009-7-24 13:54:21  来源:不详
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中谈到这种现象,这里不妨转述过来,以供分析:钱穆认为“《周易》之上下经,本不言阴阳,十传始言阴阳”;李镜池说“易以道阴阳,当是在阴阳说流行之时即战国中晚期之间为易学家所采用的……春秋时的易筮,还没有以阴阳来说解的”;庞朴先生认为“若说八卦的原始,它与阴阳本是无涉的”、“大概从西周末年以后,阴阳开始被想象为‘气’,与风雨晦明一起,被认为是天之六气;一切自然现象正常与否,常从阴阳中去探寻解释”、阴阳思想“不仅为《易经》本文所没有,也为以《易》通神的周人文化所阙如,甚至还是《易传》之外的一切儒家经典所罕言。因此,我们只好说,《易传》的阴阳思想,是外加于《易》的”(《阴阳五行探源》);汪宁生先生以《国语·周语》所言“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说明“阴阳”在西周晚期才开始出现,“即以《周易》一书本身来说,其中较早的卦辞、爻辞中也还不见‘阴阳’两字”(《八卦起源》);谢松龄先生认为《易》本无阴阳观念,“易以道阴阳”是战国时思想,是说《易》者通过以阴阳观念解《易》之方法,将阴阳赋予《周易》,从而把《易》纳入了阴阳体系(《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余敦康先生认为“卦画的两个基本符号--、—,不具有哲学中的阴阳范畴的意义。在卦爻辞中,我们找不到阴阳对举的字样,甚至连一个阳字也找不到”(《易学今昔》)……这些认识和观点都是有文献依据的。相反的考证、研究和证据也不少,我们这里暂时撇开它们不管,单从史前时代考古材料的角度来看一下。龙山文化陶寺墓地大型墓葬的木鼓、石罄、陶异型器都是成对埋藏,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后来青铜时代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往往也是成对埋葬,其含义应与表示阴阳、雌雄有关,而且至今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制作和使用铜鼓、木鼓仍以公母、雌雄相分。贾湖遗址发掘后,人们发现,墓中所出骨笛也是成双成对,而且经研究,它们的确是一雌一雄,与春秋战国以来管乐乐器分长短、雌雄的做法一脉相承。这些没有文字依据的考古材料证明至少8000多年前,阴阳观念已产生和存在。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呢?反过来思考文献资料:《易经》乃占筮之书,它为什么一定要出现学者们从哲学角度理解的“阴阳”二字呢?《易经》之外的儒家经典不言阴阳,正说明“阴阳”乃是易学、八卦所特有。由于《易经》乃占筮之书,所以传统的认识往往认为八卦起源于占卜,所以阴阳哲学观念是在《易传》中才形成或外加于《易》的,所以阴阳观念产生的年代自然就很晚近,所以这种观点与考古材料不能契合。这个矛盾恰恰反证八卦起源于占卜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相反从八卦起源于天文历法的角度去看,一切皆顺。其实,男女之有别、器物之大小、财产之多少,太阳一出天下光明,太阳落山满世界黑茫茫一片,原始人类天天经历、年年感受,“阴阳”观念怎么可能会迟至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才产生?春秋战国、秦汉时候有关“阴阳”的文献资料或许只能说明,“阴阳”这时候已进一步成为古人建构宇宙理论、物质生成理论的最基本的材料,更加物质化了。单靠在文献中去寻找“阴”、“阳”或“阴阳”二字是无法把握阴阳观念的起源和发展程度的。

  甲骨文以及一些青铜器的铭文是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当它们被辨认和整理出来之后,又成了文献资料。它们本身是非常可靠的,但是用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它们仍然是非常有限的。陈梦家和商承祚都据殷墟卜辞认为殷人观念中只有春秋二季而无四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商承祚《殷商无四时说》,《清华周刊》第37卷第9期,1932年)。如果按照这种认识去推断,殷商时尚无四时八节的认识,又何谈八卦与历法的关系、《夏小正》十二月历法的存在,更何况远及于史前时代?后来,胡厚宣先生证明了商代甲骨文四方神名、四风见于《山海经》,并与《尚书·尧典》中关于四时的论述有关(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这才搞清楚了商人并非仅仅知道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而不知道“四时”。关于“四风”配四时的理解虽有一些差别:如冯时先生认为殷商的四时乃指分至四气,而非四季(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1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连劭名先生则认为商人的四风实际上就是指四种气候,同时也是四季的象征,并认为商人除了春秋之外,也有冬夏的观念,卜辞中也有“冬”、“夏”二字(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但这种理解上的差别并不影响一年被分为四个时段(有四时,则“八节”存在的障碍也被扫除,正如有四方则四隅亦出一样)这种观念在殷商时的存在。又如有学者据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阳日”、“晦日”的记载论述阴阳观念(周山著《易经新论》)。其实“阳日”、“晦日”与阴阳观念各是一回事,二者并不能证明阴阳观念的存在,但并不等于说甲骨文中没有“阴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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