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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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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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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充分发展了博闻强记的本领。以宋史、古代官制、中国近代史名家的聂崇岐先生上课时也是从来不带讲义，全凭自己的记忆侃侃而谈，史实、年代皆极准确。我还清楚地记得王钟翰先生上清史课时，为我们讲清初“拜堂子”的习俗，历历如数家珍。王先生有时把他的老师邓之诚文如先生——按辈分说是我们的太老师了，请来给我们讲几堂课。邓先生身着蓝布长袍，头戴瓜皮帽，脚穿一种叫“老头乐”的棉鞋，脚腕子上扎着腿带，讲课也是从来不带片纸只字。老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先是向同学们深深地鞠一躬，往往脑门碰到桌面，然后操着云南官话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几句简单的开场白之后进入正题，全凭记忆从容道来，真是滚瓜烂熟。还有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地理，翁独健先生的蒙元史，也都是绝学。翁先生口才极佳，善于鼓动学生的热情，在一次讲课中，翁先生扶着拐杖，呼吁“中国应当出自己的巴托尔德”。[1]他指定冯承钧的译述为必读参考书，使我较早地知道了法国汉学家沙畹和伯希和的业绩，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来我选定中亚为专业之一。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国宝级”的人物，而我有幸亲承謦欬于侧。
除了这些老师之外，校内还有若干青年师表，还有正在读研究院或高班的“学长”，他们年青而有成就，给我很深的印象，如西语系的“才子”吴兴华先生，后来成为红楼梦专家的周汝昌先生，刚在历史系任教的许大龄先生等等。当在历史系读研究院的寿纪瑜师姐、高班同学陈公柔等，也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我的这些师长们无一例外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少有功利的计较。聂崇岐先生几乎消耗大半生的光阴，默默地在燕京大学的贝公楼（今北大办公楼）楼顶的哈佛燕京学社，为出版系列《引得》，标出所需“引得”的条目。这是一种极其单调枯燥、又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不能出一点差错。聂先生全身心投入其中，数十年如一日，真可谓刊落声华，甘于寂寞。齐先生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很难说出他除了追求学术真知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好。王钟翰先生以同样的坐冷板凳的精神，在贝公楼从头至尾研读《清实录》。在他们那里，专心致志献身学术的真诚使他们具有深沉的静穆和祥和。套用近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彪瑞（J．B．Bury）的话，我这些老师们所从事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历史科学”的实践。他们实事求是、不计功利的敬业精神体现了历史学者应有的风范。
我由于浅薄，虽然有这样好的老师和学长，却没有学到他们做人的态度和治学的精神。老师们谆谆教导读书要沉心静气，我却心浮气躁；老师们教导做学问要厚积薄发，我却浅尝辄止。说来惭愧，当时我从来没有认真地从头到尾钻研过一部基本典籍。我喜欢做的是经常跑图书馆借书，捆到自行车后架上驮回家后，随便翻翻，写几张卡片。卡片虽然也写了不少，但从来没有系统。即使这样也敢骄傲，鼎未尝一脔，却敢拿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炫耀于人。年近古稀，思及自己当年的浮躁浅薄状，不禁汗颜，深感愧对师长们的言传身教。
二
1952年夏，教育部依照苏联的模式，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调整。我原在燕大历史系读书，院系调整后成为新北大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
新北大使我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当时北大校园内学术大师密度之大，大概是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所仅见。走在校园中，特别是上下课的时候，走不了几步，就可以瞻仰到一位名教授的风采。当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在北大，钱钟书先生天天忙着到图书馆借还书。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天天准时上下班。在校园内，不时可以看到汤用彤、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郑昕、洪谦、黄子卿、何其芳、余冠英、冯至、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罗大冈、马坚、曹靖华、赵乃抟、陈岱孙、樊弘、陈振汉等先生的身影。当时，文史楼二层的东边是历史系和图书馆专科（即后来的图书馆系），西边是中文系。上下楼时，经常可以看见其实只消听见他们的名字就令人肃然起敬的教授们，如历史系中国史教授翦伯赞、张政烺、余逊、邓广铭、周一良、邵循正诸先生，世界史教授齐思和、杨人楩、王铁崖、陈芳芝诸先生；图书馆系的王重民先生；中文系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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