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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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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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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其实就是被观察的世界的一部分，我当时没有能力打入西方学术圈中，正是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重大缺陷的反映，我做不到了解西方学界的过去与现在及其长短、优劣和虚实。
1987年4月至1988年10月，我呆在日本和法国。1989年6月末以来，在法国一呆八年，在美国也呆了将近两年。为了糊口，我花去了很多精力和时间用英、法语备课和教书，顾不上从文献和出土文书中钩稽单元史实写些考证性的文章。但是，我没有脱离隋唐宋元和中亚领域，特别是1993--1994年度作为国际讲座教授任教于法兰西学院的一年，虽然极其劳累，但个人获益甚大。中国文献之外，我一直在翻阅海外东方学和汉学的著作，一直在思索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也接触了一些我国大陆的留学生、港台学生，他们有时对西方文化霸权非常敏感、对西方教学中存在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论点和话语感到愤愤不平。
人所共知，东方学、汉学是西方殖民国家在向外扩张时期发展起来，号称是东方学家、汉学家的学者群体所建立的知识体系。他们把他们的探讨和认知加到了他们塑造的对象上，东方学、汉学成为认知者对认知对象所施加的一种思想加工。直到本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梁启超，赢得莫扎特式史学家之美称的学者雷文森 （J. Levenson）的著作，仍被恒慕义（A. R. Hummel）口批评为中国只是存在于雷氏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无待赘言，当时东方学家、汉学家再现的事实以及他们再现事实的表达方式既然主要是他们的思想的加工，必然或多或少存在对原本的误读，不尽符合实际真象，此其一。他们所从事的再现，由于是再现，也不可能摆脱再现者使用的语言和语境的局限，不可能摆脱他们所从属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或政治立场的宰制，此其二。因此，他们所理解和塑造的对象存在错误和盲域是无可避免的。要求他们“政治上正确”和“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他们的理论架构，殆难摆脱欧洲中心、西方优越，正如中国在西方冲击下也难于摆脱“中学为体”一样。这种情况如影逐形，如水就壑，既在研究过程中导致种种偏颇、扭曲，也在表述中掺杂上种种先入之见。
1969年，福柯（M．Foucault）发表了《知识考古学》。影响所及，使西方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热烈地讨论了一阵子社会宰制、知识为权力所决定等问题。六七十年代，在意识形态非殖民化时期，阿拉伯世界陆续刊行一些著作，谴责西方学者为殖民主义张目的罪过。1987年，赛伊德（Ed．Said）发表《东方主义——西方的东方观》推波助澜，促成东西文化相互关系、特别是权力与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又一轮激辩。随着探讨的深入，人们发现西方的东方学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福柯提出“力量就是知识”（power is knowledge）用以代替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那样简单。
一、西方学者的东方学、汉学著作的价值显然各有不同。例如，1903年沙畹刊行《西突厥史料》，就其参证多种史料而做的史实发覆和对东西接触大势所做的综合论述而言，令人今天读来仍然佩服。1911年3月罗振玉刊布京师所藏的一份摩尼教残经文书，沙畹及其高足伯希和当年就刊布了法文译注，就其注释的渊博深邃而言，今天只有因新材料的发现和考释而能对之做局部的订正。诚实、严肃的著作历久而弥新，而全属反映作者自身心态和偏见的作品则注定了经不起时间的淘汰。事实上，大量的东方学、汉学著作已被人们弃置。
二、无论哪位学者，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都成长于各自的既定社会环境和语境中，受到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熏陶。任何学者不论他们去从事研究工作时多么力求客观、公正，也避免不了他出身于其中的各种符号系统（semiotic systems）的综合的影响。
三、权力宰制虽然是多种符号系统中至为重要的系统之一，但幸亏不是决定学者思维的唯一系统。当我置身于海外著名图书馆的巨大书库之中，出入于举目望不到头的一排排书架之间的时候，我认识到，其中许多东方学、汉学著作并不是御用学者的撰述。就其主体而言，它们是观念多元（plurality of ideas）、理性思维的结晶，是严肃学者留下来的精神文明的宝藏。绝大多数的著作反映着过去与现在的人们的历时性的思考，也在共时性上验证着类似的史实，诠释着现象，结构着又拆解着种种论说、假设和理论，更新着范式和架构，探索着未来的必然性。正是这种多元的理性思考造就一种切磋、商榷异见的学风，使已形成的见解在对话中不断得到创造性的更新。例如，今天不少学者已在不等程度上自觉地改变西方中心论，赛伊德也接着发表《帝国主义与文化》来修正其先前著作中观点的偏颇。这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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