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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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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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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恩、王力、魏建功、吴组缃、杨晦、浦江清、周祖谟等先生。
回想50年代北京大学强大的学术阵容真令人欢喜赞叹，中国文化巨浸中有北大这样一条劲流真是中国的大幸。这些纯朴谦逊的教授们既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又开拓着中国文化的恢弘未来，他们的造诣使北大的文化生命永远元气淋漓，他们鞠育的莘莘学子也往往由于富于原创精神而使这条劲流永远汹涌澎湃，吁嗟乎盛哉，郁郁乎文哉!
当时的我，由于敬慕这些大师而尽量浏览他们的著作。例如，我读了向达先生燕京学报专号本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使我产生了继续他的书而写一本《唐代西域与中原文明》的念头。1953年夏我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任世界古代史助教。1955—1957年共计两年，我被抽调出来，为教俄国史的苏联专家谢·伊·安东诺娃担当课堂翻译。在任翻译期间，我译过马克思的《致查苏利奇信草稿》等著作，费了更多的时间翻译苏联《古史通报》、《历史问题》等杂志上的有关古代社会分期、社会性质的既佶屈聱牙、又缺少创见的文章，表明我虽然有幸置身于众多学术大师之侧，但我学无根底，认知不真，分不清什么是有长远价值的学术，什么只是一时的热闹。其间幸而有邓广铭、杨人楩诸师谆谆叮嘱，要我打好基础，“根深才能叶茂”，才使得我没有更多地荒废光阴。
1957年6月8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此前的“鸣放”期间，我由于狂妄无知，说了一些被认为是违反“六项政治标准”的言论，受到若干场揭发批判，于翌年2月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对我是当头一棒，霎时间天旋地转，先是一下子从飞扬浮躁的半空中重重地跌落到地上，而后又坠入敌我矛盾的深渊。本来我自我感觉异常良好，猛然一打一跌，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怎么挣扎都缓不过气来。此后二十二年中，正值我青壮年时期，我一直处于“孤立”或“半孤立”状态中。累计十年以上的时间，我是在校外劳动、下放农村、下工厂、参加“四清”、“社教”、下“五七干校”等一系列接受改造中度过的，这里还不包括在校内经常从事的各种或长或短的劳动，不容我有稍长一点的时间，哪怕半年，坐下来静心读书。然而，我幸运地活了过来，得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命。四十年来，我常常感到比大多数的右派幸运，这不是犬儒式的自我解嘲，而是每每想到他们更加悲惨的命运就不禁悲从中来而内省的结果。这种回顾使我惕然警惧，不敢松弛怠慢和只顾自己。长期在逆境中生活消除了我的内热，矫治了我年青时期虚浮焦躁的痼疾，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懵懂生活，体认到坎坷、不幸乃人生的常轨。铩羽暴鳞的经历、困顿艰苦的磨练使我不再畏惧孤立，不再畏惧艰难。重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使我获得历史学能够赋予微末的个体生命以意义的顿悟：研究历史不仅仅是整理史料，研究历史也是自我提升，自我实现。
1959年十年大庆前夕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由于我会点外语，在当“摘帽右派”期间，我几度被抽调出来，参加某些“战斗任务”的“资料工作”。例如，60年代初期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我被派去查找、翻译资料。又如“文革”后期，上级下达翻译“一国一史”的任务——即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一部通史翻译出来——我被调出来，翻译了《沙特阿拉伯史》。再如70年代中期编写《沙俄扩张史》，我又被调出来，翻译马克思的《十八世纪俄国秘密外交》、有关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的资料，参加编写沙俄扩张史和侵华史。当然，我属于“控制使用”的人，但毕竟由于我被抽调出来作“资料工作”，因而享有意想不到的“特殊”待遇，例如，系里唯一的一个北京图书馆的集体借书证长期在我手中。有一个时期，去北京图书馆借书，每次都必须持有北大校、系两级的介绍信。正因为我有任务在身，可以顺利地开上介绍信，光明正大地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北京图书馆利用该馆的藏书。当时，北京图书馆在文津街，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一个偌大的北京图书馆，经常只有两三个、最多只有三五个读者。我去查书、借书，那么多图书管理员有时只为我一个人“服务”。我按领到的任务进行书刊的检索，这一机会使我恢复了与大量新旧书刊的接触。当时，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典籍均被作为“封、资、修”而封存起来，人们看到的只有四卷“红宝书”和八个“样板戏”。在严密的文化禁锢时期我能接触到那么多的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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