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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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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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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萧功曹”如何提拔、聚集文士，实际上，是由于这批文士在安史之乱后对时代共同反省，促成了他们形成明确的文章复古载道，以“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群体意识。至于安史之乱导致的对后世的更为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重心显然从此加速南移即是一例。河北三镇及相邻地区从此未归唐朝直接统治，经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幽蓟十六州及宋太宗征辽的高梁河之役，这一地区已固定在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胡化”范围之内，乃至使后来的元、明、清三朝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都不得不把政治、军事中心北移，从此形成中国长期经济、文化重心在南，政治、军事重心在北的形势。陈寅恪先生从鲜卑入主北方以来的大势着眼，一再关切地提示研究唐史要注意“种族”与“文化”，指出两者乃“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借之可见外患与内政之相互作用、各族兴衰之连环性。陈先生的这些见解，也完全可以扩大及于观察晚唐五代乃至更后的朝代。法国中世纪史大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主要著作之一《三等级，想象的封建社会》（Three Orders—Feudal Society Imagined）是从社会职能上考察法国中世纪社会的僧侣、贵族与第三等级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作用，意在赓续杜美兹尔（G. Dumézil）对上古印欧文化的祭司、武士、平民劳动者的社会三重结构的研究。与杜比的工作相比，安史之乱这一转折之后值得研究的问题远比法国中世纪历史复杂得多。
其次，在唐代上层文化或雅文化之外，儒、道、释三教对唐代通俗文化究竟有什么影响是我感兴趣的另一课题。近年来，我和我的法国同行梅弘理（Paul Magnin）将敦煌文书中的《斋琬文》译注为法文，我想为刊出此书而写一篇较长的引言。在这方面，目前在西方走红的俄国学者阿隆·古列维奇（Aaron Ya. Gurevich）有关人类学的著作，如《中世纪的文化类型》（1985）、 《当代人眼中所见的中世纪欧洲的文化与社会》（1989）、《中世纪平民文化：信仰和意识问题》（1991），颇有助于对照考察的思路。《斋琬文》是研究唐代通俗文化的文体、文风，研究下层百姓的思维方式、社会心态、宗教信仰、忧虑、期待、追求、冥报等一系列心理活动的第一手资料。目前西方时髦的某些范畴或观念，如“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当然不能照搬于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但参照古列维奇这样的实证著作，对于我们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研究唐代通俗文化当有所裨益。
第三，根据文献、出土文书、文物对中亚史中某些课题作钩稽史料、建立间架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西域作为中原的边陲（periphery），做不到建立有如中原核心（core）地带那样的因果序列（casual sequences）。职是之故，对资料的搜集、诠释均感困难，有时不仅系统资料不够，仅有的一点资料甚至混乱一团，令人理不清头绪，例如大月氏与吐火罗的来龙去脉，8-11世纪龟兹的历史沿革等都是这样。在资料不全、来龙去脉不清的情况下，别说研究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和陈寅恪先生主张的各民族的连环性，就是初步搭个脚手架都无从着手，因为人们今天能够敛在一起的材料还不足以构成“史实束”（bundle of events）或“系列性资料”（serial data），怎样爬梳也整理不出史事经纬。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能做类似当年冯承钧先生开创的《鄯善事辑》、《高昌事辑》的工作。在国外，对贵霜王朝、喀喇汗王朝也是靠钩稽钱币铭文的残缺资料来排定经常修订的世系的。客观情况既然如此，我们也只能就凑手的资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在这方面的打算是：一、继续于阗事辑的工作；二、编写粟特小史；三、根据西方学者整理的非汉文的吐鲁番文书、埃及出土文书，笺证敦煌出土汉文摩尼教文书；四、考察异质文化之间，如中国佛教艺术与伊朗因素的室的交光互影，考察异质文化的移植和转换。
四
最后，我还想就海外东方学和所谓汉学略抒浅见。
1981年，我得到出国访问荷兰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踏进异质文化环境，时年五十岁。在为时八个月的访问期内，我也跑了英、法等国，我根本没有料到，适应新的环境竟然占去了我的全部精力。在这八个月内，我拿不定主意怎样做才是对此次访问的更有效的利用：是取则于先贤向达、王重民等先生，尽量搜集资料，看国内稀观的图书，翻拍敦煌、吐鲁番出土原卷呢，还是多接触海外同行，了解他们的治学路数，考察当代学界倾向性的大势，作为研究历史不脱离理论和现状的参照系。结果是两方面都还没有认真着手就到了归国的时间。在社会科学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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