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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外图书,我无限感念冥冥中的上苍特为我网开一面。北京图书馆是我的精神乐土,是荒漠中水草丰美的绿洲,在那片暂时与尘嚣隔绝的清爽的空间里,我浑然忘却一切烦恼,时间过得飞快,总是感觉刚刚进馆,尚未徜徉就到了闭馆的时间。我此生除了感谢我的母校燕大、北大对我的哺育之外,再就是感谢北京图书馆,感谢她在文化饥荒的年代提供给我的丰富营养。而今,我能利用的著名图书馆远比当时为多,但不知为什么,我再也寻觅不回来当年在北京图书馆时精神获得解脱的那种特殊感受。
  在被分配写《沙俄扩张史》时,我工作得非常认真。在此之前,我父亲张锡彤曾带我去拜见过冯家昇先生。当时,冯先生对突厥语文书兴趣正浓,他建议我找来沈炳震的《两唐书合钞》下下功夫,他认为,此书还有大量工作可做。我当时很想按他的指教去做而没有条件,但这是我继元史之后着手唐史的开端。在撰写沙俄扩张史的过程中,我逐渐集中到搜集中亚资料上来,我很想在何秋涛、徐松、张穆、沈垚、陶保廉、洪钧、王树柟、沈曾植、王国维、屠寄之后,从事唐代以来西北边疆史和蒙元史的研究,这就从原来想继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之后写一部《唐代西域与中原文明》又进了一步。
  1978年,我四十七岁,生平第一次正式登台讲课。在邓广铭师的亲自安排下,我讲中国通史的隋唐至两宋一段。当时,历史系78级中国史专业的学生素质极高,教学相长,使我深深受益。与此同时,在学习隋唐史和敦煌文书上,我深得新调来历史系的王永兴教授的教益。
  就是这样,年近半百、已成二毛的我,终于选择了隋唐、中亚为研究对象。受陈寅恪先生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说的启示,我将隋唐与中亚史结合在一起;受内藤虎次郎的中国近代始自唐宋之际说和堀敏一的中国各地可能分头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说的影响,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晚唐五代;读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布劳代尔(F. Braudel)的著作而使我觉得,在史学的多种领域中,我选择的领域比较适合我自己的条件。

 三

  历史学的研究趋势是,就个人研究的操作可行性而言,势须把整体切成条条或块块,拣选其中之一条或一块,作为自己的领域或课题。然而,就学科的总体而言,历史学又要求研究者尽量扩大视野,涵盖历史学理应包括的各个领域,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考察历史的传承与变革,避免偏颇,以求全面。今天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一角出发,力图把握历史的整体性与全面性。在当代,人们皆以有限的精力追求无涯的学术,以至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以有限的精力与学科的客观要求相较量的高度张力网中。在法国,人们提倡长时段的考察,多学科的训练,新方法、新思路的探求、新领域、新对象的开拓。在美国,在盛行区域研究、社群研究、阶层研究的同时,各种社会科学的启示而在史学研究中提出花样不断翻新的新观念、新模式、新范畴、新规范,并且开始注意共时性的横向研究中历时性的纵贯。
  然而,达到这样的要求谈何容易,俗语说“隔行如隔山”,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创者布洛克(M.Bloch)和费弗尔(L.Febvre)早在1929年就曾慨叹各学科之间的障碍“有如高山”,常常“遮住人们的视线”。鉴于先贤的教导和我自己的诸多教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精力的衰退,我近年已把有限的时光用在了整理较为熟悉的材料上面,避免重蹈年青时不知深浅的“隔行”旁骛的覆辙。具体说来,我正在做的和想从事的工作有如下几项:
  首先,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唐一朝的剧变,它所造成的无数无从预料的后果既直接影响唐代后期,也远及以后的朝代,这是我一直注意的课题。安史之乱后唐代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举凡掌权阶层中各种角色的不断变换,各种群体或集团的出现和形成,各种具体社会经济措施的引进和实施,如第五琦、刘晏为济军用而实行的盐法,杨炎所上行两税的启请,李泌借答复德宗恢复府兵的可能性而建议的屯田等等,莫不与唐代前期律令制的瓦解息息相关,而安史之乱有以启之。再如这一时期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文士的活动也很值得注意。我曾指导我的学生将李华的《质文论》译注为英文。我认为,只有结合时代背景以及李华在离乱中的经历和心头遭受的创伤,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质文论》,并在文中极力发挥“质弊则佐之以文,文弊则复之以质,不待其极而变之,故上无暴,下无从乱”的主旨,特别是他反复强调“文则奢,奢则不逊,不逊则诈”,看到了天下“诈极则贼乱”的严重后果。看来,他表面上是主张恢复“中古之风”,实际上是反思离乱世变的原因。李华的至交萧颖士也发挥着同样的政见:“圣人存易简之旨,尽芟夷之义。”我认为,正是出于这种时代背景,唐代的古文运动在武周陈子昂时还是个人的行为,到了萧颖士、李华、苏源明及其弟子独孤及、元结、梁肃时期,则显然形成有共同识见的群体。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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