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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元文》整理质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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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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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是因为这些书信在他们本人的文集中可以找到，杜仁杰的书信之所以入选，则是因为他的书信见于《金文最》（此外，窦默的书信亦见于《金文最》，可由于《金文最》采用了窦默的另一个名字窦杰，《全元文》的编者竟然误把二者当作两个人而不予收录）。
至于单篇文章漏收者，更是不少。像本文前面屡次谈到的《金文最》，《全元文》的编者虽然注意到该书，但仍然有遗漏。除了前面谈到的漏收作者外，《全元文》已收入作者而漏收其文章的，还有一些。像《金文最》卷四五有麻革《重修证类本草序》，《全元文》第二册麻革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刘祁《太古集序》，《全元文》第二册刘祁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窦杰《流注八穴序》，卷五四有同氏《与吕子谦郎中书》、《与游宣府子明书》，《全元文》第二册窦默篇目漏收等。由于《中州启札》与《金文最》为国内常见之书，这里就不再一一引录原文了。
除了漏收文章之外，还有的文章似嫌重复，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全元文》第二册世祖篇目下收录了两份《中统建元诏》，其中，第一份诏书采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与《元史》，第二份诏书采自《新元史》。这两份诏书其实是一回事，之所以二者内容有所出入，乃是因为《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在收录这篇诏书时，将诏书与诏书后面所附条画杂糅在一起。元代的圣旨，其实有许多后面都附有条画，日本学者植松正曾撰有《元代条画考》（连载于《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45－51、58），专门对此进行辑录。如果《全元文》的编者在收录诏书时，亦想收录其后所附条画的话，应该参考该文。
四
再次是选用版本不当。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程钜夫《雪楼集》。《雪楼集》是元代一部重要文集，作者程钜夫（1249－1318年），原名文海，因避武宗海山讳，以字行，在元代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他的文集最初由其子大本所编，门人揭傒斯校正，凡四十五卷。至正十八年（1358年）重订为三十卷，凡文二十五卷，诗、乐府五卷。现在我们最常见且最好的本子为阳湖陶氏复刻洪武本，题为《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这个本子国内曾影印出版过，台湾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汇刊本》亦予以收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全元文》的编纂者竟然放弃这个本子不用，在《全元文》第一六册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以前者为校本。大家知道，清人在编《四库全书》时，有关元代的人名与地名，都经过四库馆臣的大量窜改，难以卒读，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研究元史的人都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是能够找到原来的版本，一般都尽量避免选用《四库全书》本，《全元文》编者恰好触犯了这个忌讳。
此外，姚燧《牧庵集》，《全元文》第九册以目前常见的《四部丛刊》本为工作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全元文》的编者之所以考虑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大概是因为此版本所收姚燧文章最全的缘故。但《四部丛刊》本出自清武英殿聚珍版，其中的人名、地名等也有大量篡改。虽然元刻本现在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其它材料对元刻本《牧庵集》进行部分还原。像北京图书馆馆藏明人刘昌所辑《牧庵集》抄本（即前面所提清抄本），以及《天下同文集》、《国朝文类》、《中州名贤文表》等收录的姚燧文章等。如果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去同存异，再用《四部丛刊》本进行补充，应该比现在仅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更为理想些。反之，如果坚持要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的话，也应该在被窜改的人名、地名下，核对未窜改的相应文献，加以注释。虽然这样做显得有些罗嗦，但却方便了读者，提高了使用效率。
其它版本选用不当的还有一些，像《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用的是清光绪三四年刻本，没有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刻本（第二册世祖文）；《历代名臣奏议》用的是《四库全书》本，没有用明刻本（第二册李冶文）等等，此不赘叙。
五
最后是失校与标点错误。
有关这方面出现的问题很多，不胜枚举，大都是由于整理者对元代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所造成的。笔者翻检《全元文》第九册所收姚燧文章，即发现失校与标点不正确者达上百处之多，以下为这方面的例子。
《紫阳先生文集序》：“既俾弟之子元桢嗣其职。世祖以王教起为京兆宣抚司参议，年七十。其岁乙卯，卒乾州。”（391页）按，杨奂辞职让给犹子杨元桢，与受忽必烈召请入陕西，均是壬子年（1252年）前后之事，时杨奂年六十七岁。到乙卯年（1255年）杨奂去世时，才享年七十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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