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之际兴起的恣情任性、不拘礼俗的士风，时人及后世多名之以“达”。实际上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有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周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现，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至两晋之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

　　关键词：达，任放，阮籍，竹林名士，魏晋士风

一、魏晋名士以任放为达

　　《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条刘注引《魏氏春秋》称阮籍：

　　宏达不羁，不拘礼俗。

“宏达不羁”，《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作“旷达不羁”[1]（P604）。《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条刘注引王隐《晋书》，则称阮籍“达而无检”。史载阮籍之“达”，主要表现为“恣情任性”[2](P727)、“倜傥放荡”[1](P604)、“嗜酒荒放”[2]（P24），“傲然独得，任性不羁”[3](P1359),一言以蔽之，即“不拘礼教”，特别是在居丧、男女交往以及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违礼败俗行为，此类事例甚夥，人所熟知，不待详引。《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澄）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刘注引邓粲《晋纪》：

　　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

尽管后世对王澄“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之类行为颇为不齿[3]（P1246），甚至视之为“无赖妄人、风狂乞相”[2]（P771），但《晋书》本传却称王澄“夙有盛名”，“士庶莫不倾慕之”，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士之誉。对于他的放荡违礼之行，如上所引，当时人称之为“达”。又《世说新语·容止》“林公道王长史”条刘注引《语林》：

　　王（濛）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

王濛则为东晋第一流名士，《晋书》本传称他“有风流美誉”，也记载了他直呼父字（父讷字文开）之事，又称其因“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对于当时士人，无论直呼父字，还是亲自入市与屑小交往，均为礼俗所不容，但当时人亦称其放荡违礼之行为“达”。总之，对于魏晋名士如阮籍、王澄、王濛等人的放荡不拘、违礼败俗之行，当时人率名之以“达”。
　　又《世说新语·德行》：

　　王平子、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

可知名士们对于自己的任放败俗之行，亦自视为“达”。两晋之际与胡毋辅之“俱为放达”且交往密切的，还有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他们时常聚会，“闭室酣饮”，通霄达旦，“散发裸裎”，被“时人号称八达”[3]（P1385），而以胡毋辅之为“达伯”[3]（P1382）。辅之的儿子谦之亦厕身其中，他在酒醉之后常常直“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3]（P1380）。诸如此类事迹俱见《晋书》上述各人本传，兹不赘举。

二、阮籍不许子侄作达

　　对于两晋名士“以任放为达”，论者往往溯源于魏晋之际的阮籍。上揭《世说新语》德行篇刘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由。”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同禽兽为通。”《世说新语》专载士人放达言行的“任诞”“简傲”二篇，前者以竹林七贤“肆意酣畅”开篇，阮籍固列于七贤之首，而第二条也是叙述阮籍居丧饮酒食肉事。“简傲”篇亦以阮籍在司马昭庄严的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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