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阮）籍子浑，器量弘旷。[刘注：《世语》曰：“……（浑）清虚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籍兄子阮）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刘注：《名士传》：“……（瞻）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识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中兴书》曰：“（瞻弟）孚风韵竦诞，少有门风。初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凡此诸子，唯瞻为冠。

《中兴书》称“风韵竦诞”、“蓬发饮酒”的阮孚，“少有门风” ，可知“放达”业已成为阮氏一族的门风。《世说新语·任诞》：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浑即阮籍子，此条《晋书》本传作：“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仲容即阮咸，《晋书》本传称咸“任达不拘”、“耽酒浮虚”、“纵情越礼”，他“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又称：

　　（咸）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阮）籍弗之许

可知阮氏后辈自幼为门风所染，特别是受到阮籍的影响，“莫不以放达为行”。但除了阮咸，阮籍都不允许他们“作达”、“慕通达”，何以如此？上引《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刘注：

　　《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据戴逵（《竹林七贤论》作者）推测：阮籍不许其子侄“作达”，其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之所以为达”；其二是阮浑、阮简等“作达”，“徒利其纵恣而已”。那么，阮籍“之所以为达”，原因何在？如果“作达”不仅仅在于贪图纵恣享乐，那么又是为了什么？这里涉及到阮籍和他的子侄对达的理解，也涉及到魏晋时代的人们对达的理解。
　　徵诸史料，以放荡不拘为达，并以这种放达士风滥觞于阮籍，似乎并非无据，但对这些史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知阮籍所表现出来的达，特别是阮籍心目中的达，也许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恣情任性，违礼败俗。在阮籍看来，达虽然也表现为违礼败俗，但违礼败俗却绝非“达”的本质特征。史实还表明，魏晋时期“达”的含义、表现及对达的评价，随着时代的推移也有变化。对这些问题，前辈时贤均有论及，积累了大量成果，特别是鲁迅先生对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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