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达与玄心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被视为开创两晋放达士风的阮籍，何以不许自己的子侄作达？如前所述，据戴逵推测：大概是阮籍认为其子侄“未识己之所以为达”，因为“彼（阮籍子侄）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细绎此语，并参《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刘注所引这段《竹林七贤论》的全文（见本文第二节所引），可知其义有二：其一，以阮籍为首的“竹林诸贤”的放达，是本于“玄心”，并不仅仅是出于纵欲享乐；其二，而阮浑、阮简，以及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名士之“放荡越礼”，则并非出于“玄心”，只不过是慕仿前贤“作达”，得纵欲享乐之便。
　　所谓“玄心”之“玄”，也就是玄学。冯友兰先生将“达”，定义为魏晋名士通过逻辑的方法观察事物，而达到的一种“玄远”亦即“万物一体”的无差别境界，基于这种精神境界的“达”的言行，是顺应自然的，没有这种精神境界而矫揉造作的“达”的言行，则是反自然的“作达”[5]（P107-108）。我们知道，竹林名士多偏好老庄之学，并偏爱庄周。阮籍“尤好《庄》、《老》”，他还著有《达庄论》，“叙无为之贵”。山涛“性好《庄》、《老》。向秀“雅好《老》、《庄》之学”，曾注《庄子》，是庄学专家。嵇康“长好《老》、《庄》”，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以上具见《晋书》本传。更重要的，是七贤的放达行为，多是所习老庄思想在行为上的自然流露。
　　阮籍子侄虽多放达，只有阮咸是唯一得到阮籍认可的，并同为竹林之游。阮咸身居母丧期间，“借客驴著重（丧）服”追鲜卑婢，并“与婢累骑而还”的故事，流传千载，脍炙人口。他也因之蒙清议，长期“沈沦闾巷”，不能作官。在礼法之士眼中，这是极为严重的违礼事件，而当今有的学者，则认为此事表明阮咸注重爱情、尊重女性，是个性的张扬。也许在阮咸自己看来，还是《晋书》本传对此事的评价——“纵情越礼”，即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更为适合。其情，一是对鲜卑婢的男女相爱之情，一是对鲜卑婢所怀自己小孩的父子骨肉之情（“人种不可失”），情急之下，已忘记丧服在身，也顾不得礼法羁绊，不假思索、自然而然地就骑上了客人的驴子，跨越过了名教的框限，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之情）”。至于此婢是汉是胡，身份是贵是贱，按照《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更是无所区别。既“万物与我为一”，还不说同是人类，即使是动物也不应有彼此之分。《晋书》阮咸本传：“诸阮皆饮酒，（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世说新语·任诞》“诸阮皆能饮酒”条略同，唯语较费解）。史载阮咸虽“诞酒浮虚”，却“贞素寡欲”，原非纵欲之人，大概正是因为阮咸之“任达不拘”，是本于“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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