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利其纵恣”，才得到叔父阮籍的首肯。
《世说新语·任诞》篇：“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刘注引王隐《晋书》：“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今本《晋书·阮籍传》亦载此二事，并评论曰：“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所谓“内淳至”，即本于“玄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地做到“外坦荡”，放达不拘。从阮籍所著表明自己“胸怀本趣”的《大人先生传》，嵇康所著《卜疑》中的“宏达先生”，都反映了他们的放达之行的理论旨趣，即齐万物、以无为本的老庄思想。
前引《世说新语·德行》篇“王平子、胡母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条，称这批元康名士祖述阮籍，乃至裸体：“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晋书·光逸传》则具体描绘了以胡毋辅之为首的所谓“八达”，南渡江左后“散发裸裎，闭室酣饮”，甚至在“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汪汪学狗叫的任达表演。我们知道竹林名士刘伶亦有裸体之事。《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刘伶裸体原本是在自家房屋，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裸体，因为他是以天地为房屋，而将房屋当作衣裤的，是别人未经允许擅自闯进了他的衣裤之中。《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条刘注引《名士传》：“（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又引《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刘伶在这篇“意气所寄”的唯一一篇传世之作中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可知刘伶之裸体绝非无故，实因他“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本传），连宇宙他都嫌太逼仄，而力图突破时空的局限。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其“纵酒放达”，大概也是以酒为媒介，达到一种“悠悠荡荡”、浑浑沌沌的境界，其裸体，则是试图摆脱代表礼法的冠服的羁绊，以体验“纵意所如”的境界。这也正是庄子《齐物论》中的“达人”、“至人”的境界。冯友兰先生正是将“纵意所如”看作“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5]（P108）。无此境界，则如两晋之际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刺骄》中对竹林名士的东施效颦者，即“作达”者的讽刺：“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9]（P33）
六、达与材力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对魏晋清谈放达之风多有微辞，有时兼括汉末，实际上主要还是指的魏晋。其《刺骄篇》有云：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于淫邪哉！[9]（P29，43）。
又“疾谬篇”：
轻薄之人，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叛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16]（P619-620）。
葛洪《抱朴子外篇》站在儒家立场上，认为通达，本应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而不是纵情任性，背礼叛教。但他对戴良（字叔鸾）、阮的放达则有所保留，除了因为戴、阮有玄心（上引“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外，还因为他们才力逸伦。也就是说，除非有过人才学，是不可“傲生”、“放达”的。我们知道，竹林名士均为博学多才之人，他们对玄学、儒学，以及文学、音律声乐，皆有相当高深的造诣，至于清谈，更是看家本领。嵇、阮、向等人均有高水平著作传世，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音乐史上成一家言，向秀《庄子注》，在玄学领域成一家言，阮籍的论著和诗歌，亦称不朽之作。《世说新语·品藻》“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条刘注引《魏氏春秋》，称“（向）秀、（阮）咸、（王）戎、（刘）伶朗达有俊才”。大概葛洪认为，除非对玄学有高深的造诣，并有过人的颖悟力，才能真正放达“体道”，否则便是“诬引老庄，贵于率任”[16]（P632）。《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恭是东晋末人，《世说新语·赏誉》称他“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阮氏后生阮瞻，本传称其“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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