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中的“穷”与“通”，大抵相当于《孟子·尽心上》“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穷”与“达”。尽管庄子的描述中对孔子不无奚落，庄子对道、德和穷、通（达）的理解与孔子存在着原则差异，甚至孟子对达的理解也与孔子不尽相同，但庄子认为孔子以怀抱仁义道德为通，与上述《论语·颜渊》篇中孔子对达的解释，是大体一致的。又《抱朴子外篇·刺骄》称：“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9]（P43）葛洪为道家人物，但自称所著《抱朴子》，其《内篇》“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10]（P377）。从兼通儒道的葛洪的解释中，亦可证“通”、“达”的儒家古义，为“通于道德、达于仁义”。

四、道家的达

　　道家对“达”和“达人”，也有自己的理解。《庄子·齐物论》：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在庄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可变的，人们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可变的。“你要肯定吗？自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你要否定吗？自有可以否定的理由”；“一切事物本来就有对的地方，一切事物本来就有可以肯定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肯定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推到极致，一切事物的差别就都没有了，“因此小草茎和厅堂前的粗木柱，长着癞疮的丑妇和美貌的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东西，从道的观点来看，都可以看成是相同的，而不必加以区别”。“只有达者（通达的人），才能了解把万物看成是一样的道理，这样他就不必固执自己的成见，而把自己的见放在平常的道理之中”，“这也就是听仍自然的道理”。《庄子·齐物论》郭象注称：“夫达者，无滞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条畅而自得也”；“达者因而不作”；“夫达者之因是，岂知因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谓之道也”[11]（P34）；同样是强调达者无所取舍因仍自然的特点。可知《齐物论》中的“达者”，面对不断变幻、具有无限相对性从而不可把握的世界万物，无论其美丑、大小、成毁，都不去作有意识的判断和区别，仍其自然，同化于自然，最终臻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12]（P117）。这样一个“达者”，实际上是庄子设以自况的一个深谙万物通而为一，从而因仍自然、无所拘滞的哲学家，亦即《庄子·列御寇》中的“达大命者随”（通达大命的顺应自然）。
　　作者及成书时间颇有争议的《列子·杨朱篇》，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这种道家思想的“达”付诸实践的“达者”形象：

　　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藉其先赀，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为也，无不玩也。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拟齐楚之君焉。……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宗族之余，次散之邑里，邑里之余，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不为子孙留财。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瘗埋之资。一国之人受其施者，相与赋而藏之，反其子孙之财焉。禽骨厘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闻之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为也，众意所惊，而诚理所取。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本条张湛注与段干生的观点相同，认为端木叔是一个通达不拘礼法之人：“达于理者知万物之无常，财货之暂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尽奉养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岂名誉所劝、礼法所拘哉。”[13]（P81-82）《杨朱篇》还记载了郑国子产的两个哥哥，一个好酒，一个好色，他们认为“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死俟易及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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