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达与胸中垒块

　　《晋书》卷94《隐逸·戴逵传》：

　　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若元康之人，可谓好循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循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愿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戴逵对竹林和元康名士的放达作了区别，他对竹林名士持理解之同情，认为竹林名士的放达，是有根据（“有疾而为颦”）的达，有德的达，真正的达；元康的放达，则是捐本循末的作达，是无德折巾、无病呻吟的效颦之达，似达而非达。《世说新语·任诞》：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刘孝标注云：

　　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

阮籍“胸中垒块”，既经鲁迅先生揭示[4]（P192-196），人所熟知，那就是竹林名士所感受到的时代环境即来自于政治权力的高压，使他们不得不从老庄之学中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如鲁迅所说，他们内心仍对正统的礼教十分固执，因而心中充满着矛盾、痛苦和彷徨。我们只要从《世说新语·棲逸》“阮步兵啸”条刘注引《魏氏春秋》所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就可推知在他放达通脱的行为背后的穷途末路心态。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以及江左名士，皆有杯中之好，王忱所言司马相如与阮籍的饮酒之异，也正是竹林阮籍诸贤与胡毋辅之、王恭（字孝伯）一辈的饮酒之异。后者继承了前者的饮酒，但其心中却既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也缺乏须酒激发的“才情”，更没有须酒表现的“玄心”。所以王恭才会认为名士只须“痛饮酒”，而“不必须奇才”。

八、后论——魏晋时期达的内涵及其表现之变化、影响

　　行文至此，本节前面提出的问题，即阮籍心目中“达”的本义，他何以为达，以及何以不许子侄“作达”，应该大体明了。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周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现，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世说新语·任诞》王浑“欲作达”，《晋书·王浑传》作“慕通达”， “达”而须“作”、“慕”，即是“不达”，从而有违“达”的自然本意，而假放达“以利纵恣”，更是无德折巾，东施效颦，是对达的歪曲。上引《世说新语》德行篇及注引王隐《晋书》，称王澄、胡毋辅之等人“皆以放任为达”，以至裸体，“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甚者名之为通，次之名之为达”，均明显地含有王澄等人自以为“达”之意。《世说新语·任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条刘注引《晋安帝纪》，称王忱“少慕达，好酒”；同书《赏誉》“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条刘注引邓粲《晋纪》称：“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晋书》本传称毕卓“少希放达”；《世说新语》雅量、任诞篇称王子猷“欲为傲达”；都表明元康以后名士之“达”，皆有“作”、“慕”、“希”、“欲”即形式上摹仿的成分，虽放达不拘礼法一同竹林名士，但达的内涵及其表现，业已发生变化。这从上引《庄子·齐物论》郭象注和《列子·杨朱篇》张湛注中对“达人”的不同解释：一个是通达物理、因仍自然从而无所拘滞的达人，一个是鉴于万物无常、人生短暂因而主张纵欲行乐的达人，即可知魏晋时期“达”的含义及其表现的变化之迹。
　　前文提到，阮籍一直被视为魏晋放达士风的始作俑者，这是不错的。不过，如果以东汉戴良、向栩、袁闳（俱见《后汉书》本传）等人的事迹，比对阮籍、嵇康等人的言行，相似之处一目了然。《抱朴子》“汉过”、“正郭”、“疾谬”、“刺骄”诸篇，虽然主要说的是“汉末”，以“托古刺今，借题发挥”，对作者所处时代即两晋之际士风进行抨击。但两晋放达之风，其渊源也确实可以追溯到汉末，故上引《抱朴子外篇·刺骄》在追溯晋代“傲俗自放”士风的根源时，就特别将东汉的戴叔鸾（戴良）与阮嗣宗（阮籍）并举。二者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出现背景及指导思想方面，限于本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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