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洪武元年的情况。一般史料仅言刘基和李善长居守，[11]而此书明言“东宫监国”。此书作者何崇祖为何真之子，故本书可信度较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选任东宫府僚时就曾说过：“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12]可作此书记载的一个注解。可以看出，皇太子朱标是从洪武元年开始监国的。
　　又寥道南《魏观传》：

　　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观侍皇太子说书，及授秦晋诸王经。观有诗记之。诗曰：翠葆威蕤九凤旗，东华遥望立多时。都堂启事貂禅集，率卫轮班虎豹驰。月绕珠帘升讲席，花迎金辂肃朝仪。六王炳炳前星后，珠纬联辉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宫禁林。[13]

据文意，诗作于二年十月之前。其中“都堂启事”一联表明了东宫问政时的情况。联系到上引元年监国之事，可以肯定，朱标问政当始自元年。并不是迟至五年或十年。这是因为“抚军监国”本是太子的职分所在。还可以找到一条记载证明这个推断不误，即：

　　聂铉，字器之，江西清江人。洪武庚戌举于乡，辛亥二月壬申会试，中式。是时车驾将幸临濠。癸酉即亲策于廷。甲戌胪传进士名午门外，铉在三甲，即日谢恩，趋东宫听注。写职名为九耦，进而分拈之，铉得广宗县县丞。[14]

据谈迁《国榷》，辛亥是洪武四年，这年二月壬申会试，甲戌太祖如中都，壬午还宫。则甲戌胪传这天太祖出巡，因此聂铉往东宫听注。依照太祖惯例，太子此次亦当监国。这也可证明东宫问政之事当早于洪武五年或十年。
　　关于东宫启事的一般情形见于刘崧所记：

　　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平宪。迨九年闰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觐。明年正月至京，则朝廷更制，内外官率九年为任。……是月十有一日，予赍所书事迹，赴考功监投进。监在奉天门之西南上，其导之进者，则殿廷仪礼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书王敏，于大本堂启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以考满至京，未经注代，俾往复任。今宣谕在迩，宜令听候者。”东宫可之。[15]

吏部尚书王敏考察官吏需于大本堂启东宫，与魏观所咏“都堂启事”同，则大本堂不仅是太子诸王读书之地，而且是太子理政之地。此次启事在十年正月，比一般所记十年六月也要早些。检《明太祖实录》，十三年前太子预政之令谕有以下几道：

　　（洪武五年十二月辛巳）命省府台臣，今后百司所奏之事，皆启皇太子知之。
　　（六年九月）乙卯，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
　　（十年六月）丙寅，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十年十二月）丙午，上谕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曰：……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16]

从上面所引史料来看，太子朱标对常事有处分权，问政早于五年十月。而太祖仍接二连三令谕启事东宫，并不表明其间政令的曲折，比如收回太子的启事权等，而是表现了太祖推行东宫启事的决心与急迫。有乌斯道《清节先生传》记桂彦良与太子定议疑狱事云：

　　复召先生（桂彦良）谕曰：“曩在文华堂教有成效，今省府台有疑狱，累岁不决。汝读书明理，可与东宫定议，仍命诸生各断以己意，参酌之。”于是悉皆判决，奏上。越数月，有旨：事皆决于东宫。……八年，先生与秦府纪善林温见上，问汝居何官，对曰：“太子正字。”上曰：“非也，帝者师也。”又谓温曰：“汝王者师也。二人不可不自重。”[17]

据文意，此在洪武八年之前。“事皆决于东宫”之旨，指疑狱耶？抑或指常事耶？然先已令桂氏与东宫定议疑狱事，则不当重复言，似此者亦同于《实录》中所记各谕，为授政太子之意。“事皆决于东宫”，表明太子问政即使不是掌握着最高政治权力，也与此相差不远。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太祖“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18]其声势可由洪武二十六年鹤庆侯张翼的供词里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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