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实录》亦云：

　　晚有疾，鲜御外朝政事，悉付皇太子决之。至军国重务必自决，左右或劝上少自逸者，曰：“祖宗付畀之重，一息不绝，其敢怠！”[36]

这时，似乎又恢复了永乐初年的制度，但皇帝仍牢牢抓住军政重大事务的决策权。
　　永乐时又有亲王、皇长孙居守例。成祖即位以后，以北平为北京，留世子居守。永乐二年，册太子诸王，以第三子赵王往守北京，“诏有司，政务皆启王后行”。[37]唐文凤有《奉赋祯祥诗序》云：

　　恭惟贤王钦奉皇上敕命留守北京，翊赞圣谋，敷施仁德，四年于兹，上有以宣朝廷之恩，下有以安邦域之大。[38]

又《进<轨范录>疏》言赵王掌“军国机务”，“深恩域中”。[39]唐为赵王府官，溢美之词难免，然赵王留守北京时握有一定的权力是无疑的。
　　永乐八年，成祖北征，以皇长孙留守北京。夏原吉等进留守北京事宜有：（一）常务具启皇长孙，若军机及王府要务一启皇太子处分，一奏行在所。（二）行在文官除补五品以上者，行在吏部移咨南京吏部，启皇太子选补，六品以下及常例者方听皇长孙；行在武官启皇长孙施行。自余非常选者，启皇太子斟酌行之。（三）普通官民有犯，听皇长孙；皇亲有犯启皇太子待报施行，若事干谋逆、罪重者可即时拘执再启皇太子，候车驾回京奏请诸处分；王府官有犯，除干逆者可先行收问外，皆启皇太子待报收问。（四）行在议拟囚人应死者监候，启皇太子待报施行，余应启皇长孙裁决。[40]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皇长孙可对犯有重罪和事干谋逆者“即时拘执”和“先行收问”，也可对一些常务裁决，但事稍涉重大，则其处置权仍在皇帝和皇太子手中。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赵王和皇长孙都没有被称为“监国”，而是“留守”。显然，“留守”的权力色彩要淡于“监国”。但“监国”可以被称为“留守”或“居守”。这使得人们有时将它们混淆。[41]若仔细辨别，还是可以体会其间差别的。明初又有重臣留守之例，如太祖时冯胜留守北京（开封）就是一例。重臣、宗室诸王乃至皇长孙可以居守重地，但职权不会太大；而皇太子则可于两京监国，可以处理常务性的政事，职权明显要大得多。关于仁宗监国，甚至有史家评道：“名为储位，实则长君；名为监国，实则御宇。故人以仁宗之历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泽长也。”[42]
　　仁宗登基以后，即以太子往守南京。先是，大臣请命亲王及重臣往守，这是有先例可循的。但仁宗不同意，坚持叫皇太子去南京，称监国，或称居守，仿仁宗故事。[43]不过，由于仁宗早逝，太子随即北返，此次监国的时间不长。仁宣更替之际，政局动荡的因素一触即发，汉、赵二王蠢蠢欲动。明廷为防意外，封锁仁宗死讯，迅速迎接宣宗北上即位。此时，太后又密令襄王监国，夏原吉辅佐。于是南北二京一时有两位监国。杨士奇记载：

　　仁宗宾天，夏忠靖公受顾命。时宣宗为皇太子，监国南京，中外汹汹，有汉庶人之忧。太后以公东宫旧辅，凡军国事悉命公裁处。公密谋急迎驾还京。驾将至，群臣出迎，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监国。上见辅臣，首问公安在。蹇少师等莫能对，上不悦。驾至京，召公慰之曰：“近见太后谕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44]

襄王朱瞻墡为仁宗嫡子，有贤名，故在仁宣乃至英景时代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宗室人物。这次监国处于秘密状态，为时不长，其权力想必不大，且影响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明廷首次以宗藩监国。

三、宣德、正统时期的居守和监国

　　后来，襄王又曾居守北京。宣德元年八月，宣宗平汉，命郑、襄二王居守。驸马都尉袁容等奏留守事宜云：

　　在京每日启事止用启本。各处所奏机密重事启知，遣人驰奏。如强盗、反狱等事不可缓者，即时启知施行；及修治军器之属，急用诸物，公同会计，具启支给，仍用具奏。其余事务应行者，即具启施行。可缓者，以奏本付科，俟车驾回奏请。[45]

此次居守有“广平侯袁容武安侯郑亨都督张昇山云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协同赞辅”，[46]故有“公同会计”语。又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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