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举朝愕不敢言”。太仆卿杨最愤起而谏，指斥世宗怠于政事，迷于玄修，拒绝奉行太子监国的谕旨。虽然杨最受杖而死，但他的举动反映了当时群臣的心声，因而“监国之议亦罢”。[54]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太子监国不可能有什么影响，何况世宗的皇太子（庄敬太子）那时才年仅四五岁呢。发生于不久之后的一个事例说明了明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其时已发展到烂熟的程度，难以容忍太子监国对皇权的分割。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世宗生病还未痊愈，罗洪先、唐顺之和赵时春三人疏请来岁元日太子出御文华殿，受文武百官朝贺。世宗大怒，说：“朕方疾后未全平复，遂欲储贰临朝，是以君父为不能起者。罗洪先等狂悖浮躁，姑从宽，俱黜为民。”[55]昔日唐宣宗有“若立太子，则朕便为闲人”之虑，宋太宗则有“人心遽属太子，置朕于何地”之叹，[56]明世宗的怒言与他们多有近似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君主与储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子监国，亦即所谓的“国朝定制”，也就没有多少实施空间了。
崇祯末年，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左都御史李邦华等请皇太子抚军南京，而给事中光时亨斥责诸臣奉太子往南“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群臣意见纷纭，思宗也计无所出，只有坐等王朝覆灭而已。[57]
综上所述，可以从明朝监国制度的变迁来观察明代皇位传承制度的独特性。监国，又称留守、居守，但实际上其间存在着区别。在朱元璋立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皇帝出巡、太子监国的制度。当时还有重臣留守的习惯，如冯胜留守北京汴梁。这两者之间的轻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明初太子素有处分政事的传统，从懿文太子到宣宗为太子时，都有这种习惯。这一点在永乐中后期有所变化。仁宗数次监国，其权力趋于缩小，这与成祖集权、汉赵二王馋毁有关。在永乐年间，又有赵王和皇太孙居守北京的事例，但他们的权力远远比不上太子监国的权力。
很显然，监国带有皇位继承人的色彩，而这一点，由于下面两个例子加强了。一是洪熙、宣德年间襄王居守，一是正统年间郕王监国。襄王是宣宗的嫡子，且曾监国、居守，故在宣德至天顺年间一直是皇位继承之际的焦点。[58]郕王则由监国走上了皇位。因此，在正德年间，宁王造反，就声称奉太后旨令监国；而明清鼎革之际，南明的几个政权几乎都是先称监国而后登基的（其中鲁王没有称帝），由此可见监国在明代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继承观念。
明代的监国有懿文太子、建文帝、仁宗、宣宗、襄郑二王、景帝和庄敬太子几人，其权力趋于缩小。前四人权力较大，到襄王时，就几乎没有权力了，只是一个象征而已。襄王的监国甚至有一次是秘密的状态，景帝居守时也没有丝毫权力，只是在特殊的条件下才得以监国。这显然与他们的藩王身份有关。在正常情况下，对严格遵守嫡长继承制的明王朝来说，藩王很难染指皇权，故在藩王居守时不会授其以实际权力。后来世宗曾试图恢复永乐年间东宫启事的传统，但庄敬年幼，根本不能实行，而且，世宗多有忌讳之处，很难想象太子分权之事。可以想见，明代监国制度实际上反映了明王朝的继承观念，并随着明王朝的历史发展而发生变化。
[1] 在朱元璋苦心积虑制定的《祖训》中包含了很多这样的内容，例如：“今我朝罢丞相……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设立丞相”，一举废除宰相制，铲除了历代奸臣层出不穷的制度性土壤（《皇明祖训·祖训首章》）；“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确立了母后不干政的原则（《皇明祖训·内令》）；“凡外戚，不许掌国政，止许以礼待之，不可失亲亲之道”，限制了外戚染指权力的可能性（祖训录·箴戒）；“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隐含了严格的立嫡原则，决定了预养宗室、元子封王等权宜做法是行不通的（《皇明祖训·法律》）。这些规定对明王朝的政治构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2]就笔者所见，研究明代监国者有朱鸿《明永乐朝皇太子首度监国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2，民73—6。
[3]有关西周监国制度的探讨很多，可参见：耿铁华《西周监国制度考》，《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刘运兴《三监考》，《人文杂志》，1985年第6期；任伟《从“应监”诸器铭文看西周的监国制度》，《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5期。
[4]王十朋《除太子詹事上殿札子三首》，《梅溪集奏议》卷3，四库全书本。
[5]杨万里《上皇太子书》，《诚斋集》卷62，四库全书本。
[6]朱元璋《立世子标为皇太子册文》，钱伯城等主编《全明文（第一册）》，卷18页313，上海古籍出版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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