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九月初九日，各处公侯都到陕西朝东宫殿下，方得与凉国公相见，又不曾得说话。凉国公当使宁夏卫徐指挥到翼下处，赶开家人伴当，密说：“蓝大人上覆老官人，前日着姐夫来说的话，如今殿下领着京城军马并各处公侯尽数在这里，且不敢商量，着老大人是必不要走了消息。如今他要请旨调军，到昆仑山那里才有商量的话。”不期有旨取回，不曾得去。[19]

一般认为，太子抚陕的任务是勘察关中形势以备定都之用。但他居然“领着京城军马并各处公侯尽数在这里”，可见并不是一般性的勘察之行，恐怕别有一种深意。这种情形大概是太子抚军的一种实践，也是太祖锻炼继承人的措施之一。
　　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逝。太祖在《谥皇太子标册文》里写道：

　　尔皇太子标居储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赞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从公议，赐尔谥曰“懿文”。[20]

而方孝儒《懿文皇太子挽诗十章》亦有句云：

　　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其三）[21]

在这些诗文里，朱标的地位是突出的，他“分理庶政”，亦即“监国”，其时间跨度包括了他居储位的整个时间，并不是若断若续的几个间隔时间。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太祖设计的“监国”制度实已成为一种定制。作为一种定制，得以为成祖承袭下来，命仁宗监国。但是，由于靖难之变对皇权正统体系的改变，懿文监国的事迹不太显露，而有明一代监国者，遂以仁宗为有名。
　　懿文而后，又有建文帝朱允炆。建文为皇太孙时，其事亦当同于乃父，有权“分理庶政”。他曾经参决刑狱和改定《大明律》。[22]下面一件事也足以说明皇太孙的影响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凉国公蓝玉勾结景川侯曹震谋反。曹的母亲劝他不要参加，如果不允，她就到皇太孙那里说去，揭发这起阴谋。[23]值得注意的是，皇太孙此前曾经出过京城，似乎也同于当年朱标抚军。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蓝玉从四川回京，经过武昌，曾朝见皇孙殿下。[24]蓝玉先期回京，皇太孙于二月初七到京。当日，蓝玉次男蓝太平和同千户张忠出金川门迎接皇太孙。[25]皇太孙在外期间，曾派周南奏缺官头目，张璵问候皇帝安否，[26]艾春催取銮驾，[27]这些都表明了皇太孙处分政事的常规性及其与皇帝的紧密联系。有意思的是，代府百户王恒跟随皇太孙出去办差，因“十分生受”而央求陶指挥有好差使给他，以便捞点油水。[2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皇太孙公心问事、严于御下的理政风格。

二、永乐、洪熙时期的监国和留守（居守）

　　洪武间太子、皇太孙预政的事例为永乐、洪熙年间东宫启事提供了蓝本。史称：

　　国朝定制，中外政务有成式者，启皇太子施行，大事悉奏请。时太宗皇帝欲天下皆归心于帝（仁宗），凡有宽贷悉付帝行之，帝亦孜孜惟仁之施。[29]
　　仁宗皇帝嗣位，册上（宣宗）为皇太子，中外启事悉归裁决。[30]

所谓“国朝定制”者，当指东宫启事之传统，若皇帝出巡，则太子监国。实际上，监国的含义已经与启事相融合，其时间虽有间隔，然概以监国言此制。方孝儒之言懿文皇太子“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明史纪事本末》专立“太子监国”章以述仁宗为太子时事，均是此意。
　　仁宗监国，根据《太宗实录》记载，共有六次，七年二月、十一年二月、十五年三月、二十年三月、二十一年七月和二十二年四月。[31]按照惯例，太子问政处分常事，若大事则奏请皇帝而行。如永乐七年太子监国例即是：

　　七年（己丑，一四零九）春正月，敕皇太子监国，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上请行在，余常务不必启闻。[32]

一直到十四年，太子行使着较大的权力。但由于汉、赵二王密谋夺嫡，时时馋毁太子，使成祖对太子起了猜忌之心，打击辅导太子之官僚，从而也缩小了监国的权力。[33]这在十五年制定的“东宫留守事”中明确反映出来。第一，所有传令旨行事者皆具实奏闻，这与以前常事不必奏闻是不同的；第二，大小文武官员俱从行在吏兵二部奏请铨选，这就取消了东宫可以决定常选的权力；第三，对犯过皇亲、官员也作了相应处置，缩小了东宫问事的范围。[34]此后东宫问政之权力准此，与七年时大不相同。这与仁宗当时的艰难处境有关。但到成祖晚年，由于他多病，太子处置事权又有所扩大。《明史纪事本末》称：

　　先是，上以疾多不视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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