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活跃外，更多的情况下是作为个人的活动，看不到家族的势力。王琼为辛刘腾所屈，“多年沉滞”；王邵以玄言求媚于隋文帝，“帝依违不从”。有文才，少骨鲠；负盛名，乏人物，似乎成为太原王氏的“家风”。王氏家族际遇坎坷的根本原因是在北方缺乏必要的社会根基，其人物似乎始终居于京城，在地方不具备起码的宗族势力，甚至难以染指其郡望所出之地太原晋阳的事务。北魏末年所盛称的“比屋连郡”的“并州王氏”，并不是指太原王氏，而是以佞幸得进的伪冒士族中山王氏[37]。
由于以上原因，太原王氏在北朝的社会声望与实际地位不断下降，最终被摒弃于“四姓”之外。《唐国史补》卷上：
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岗头卢、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之为汲镂王家，誉银质而金饰也。
“汲镂王家”之称虽有誉美之意，却反映出王家的实际地位，虽为“金”，毕竟是“饰”。至少到唐朝初年，太原王氏不能不忝居豹尾，成为崔、卢、李、郑虚相称美的装饰物。
陇西李氏的“魏晋旧籍”远不如太原王氏高贵，因而才有“驼李”的传说，而由于李冲的宠遇及“所联婚姻，莫非清望”这一重要原因，孝文帝最终“亦以其女为夫人”，如同后汉外戚得援“四姓小侯”之例，陇西李氏获得了与“四姓”同等特殊的礼遇和社会地位，“遂为当世盛门”。《新唐书·高俭传》：
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陇西李）宝等为冠。
就后世士大夫的观点而言，陇西李氏既同于“四姓”又高于“四姓”而领衔诸族，并非没有可能。《北史·序传》中李宝六子[38]，除公业早卒外，各房均子嗣显达，显宦不绝。
魏齐周隋之间，经过多次易代分合，陇西李氏仍官宦不绝。一些旁族的冒入，无形中又提高了这一家族的社会声望。冒称陇西李氏的李贤兄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人物，在西魏北周颇为显要，“略叙一门之中，为柱国者二、大将军者三、开府仪者七、仪同者九、孤卿者六、方伯者十有五焉；至于常侍、侍中之任，武卫、武率之职，总管、监军之名，车骑、骠骑之号，冠盖交错，剑佩陆离，胡可称矣”[39] 。李贤之子李穆，在隋初位望极重，“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40] 。冒充的郡望，虽为正宗的陇西李氏所不耻[41]，却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甚至代隋而立的李唐家族，也要编造出一套源出于陇西李氏的谱系[42]。隋唐之际，在世人的观念中，已经很自然地把陇西李氏归于“四姓”之内，而把太原王氏剔除在“四姓”之外了。
2、博陵崔氏与赵郡李氏：
这两家似乎最初都没有列入“四姓”，但与“四姓”都有一些若隐若现的联系。在唐代的禁婚诏中，其他五姓的始祖都只追溯到北魏，而这两姓却一直追溯到前燕的崔懿和西晋的李楷。这两姓虽亦属魏晋旧门，与崔卢等高门相较，社会声望却略逊一筹，因而有“博崔赵李”之贬称。正因为如此，两家在北朝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婚姻关系。
这两姓究竟在何时取得了与其他五姓同等的社会地位，与之结成稳固的婚姻圈，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一时还难以定谳，仅提供如下事实，以备详考：
（1）博崔与赵李两族在北朝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与“五姓”的差距并不大。伊佩露女士曾根据北朝33个大族中1088人官位统计，对清河崔氏高于博陵崔氏之说提出怀疑[43]，而赵郡李氏也被司马光认为“人物尤多”。
（2）博崔与赵李在北魏后期虽已开始与王室结姻，但比例较五姓为少，缺乏连续性。究其原因，可能是出于门户观念。
（3）两个家族都与北齐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魏末丧乱，“五姓”遭受了重大打击。北齐政权与汉族士人在文化、心理等方面多有隔阂，“五姓”高门在北齐较受冷遇，与宗室联姻骤减。而博崔、赵李两家情况却有所不同。李元忠起兵首应高欢，赵郡李氏在北齐官位显达，李希宗之女李祖娥被高洋立为皇后，是北朝汉族士人与皇室结姻中仅有的一例，赵郡李氏与北齐宗室的结姻也随之陡然增多。[44]博陵崔氏的主要成员在河阴之变中虽死亡殆尽，但魏齐之际，这一家族中的另一旁支崔暹却凭借与高慎的姻亲关系，为高欢、高澄父子所任，为御史中尉，权势极重。高澄以女嫁暹子达弩。
（4）北齐一朝是博崔、赵李社会地位上升的关键时期。《北齐书·崔传》
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
史家多以此论博崔、赵李门第高下，但仔细体味此语的潜台词，是二族在北齐的位望俱重，作为一流高门的清河崔，无法掩饰对现状的不满，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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