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鱼”。宣帝诏表明此年在三辅地区又恢复了春夏不得擿巢探卵、弹射飞鸟的禁令。《礼记·月令》孟春月有“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的时禁。
初元三年六月，元帝第一次在诏令中明确提出“毋犯四时之禁”，并且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可以看到月令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强。永光三年冬十一月元帝诏曰：“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所谓“时禁”正如颜师古注所说“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
元帝建昭五年春三月诏：
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元帝认为春季正是农忙季节，此时应该劳民劝民农桑，不应“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此诏为转折点，汉帝春季颁布的诏令从布德行惠、劝民农桑转向务宽大、省刑罚。如成帝建始元年二月、鸿嘉四年春正月、哀帝元寿元年春正月均颁布过务宽大诏。平帝元始四年春正月还曾就妇女老弱连坐问题下诏：“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元帝时曾任司隶校尉的诸葛丰更因“以春夏系治人”、“不顺四时”获罪，免为庶人。[44]故事常于春夏派遣中央官员循行地方，存问孤寡，成帝鸿嘉元年春二月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从元帝时起西汉春季行政的内容已从存问孤寡、赈贷贫民扩展到省刑罚。《续汉志·礼仪志下》所载立春时下宽大书的制度可能即源于此时。
《吕氏春秋·十二纪》在孟夏、季夏、孟秋、仲秋、季冬等各月纪中，有“行之是令，则甘雨三至”等顺应时令应得的嘉祥，到了《淮南子·时则》则仅余季春和孟秋两月有此类记载，而到了《礼记·月令》则荡然无存。王梦鸥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因此推测早期的月令可分为两部分，一为顺应天时之行事及所应得之祥瑞，一为违背天时之行事及所获得的灾咎，“其中关于顺令应得之嘉祥，自秦至汉，其文句日渐剥落，迄至编录于《礼记》时，已无从见其痕迹。”王氏的观察十分敏锐。结合上述考察，或许可以由此推断《月令》编入《礼记》的时间应在元帝之后。
成帝在阳朔二年春的诏令中提出要公卿大夫“务顺四时月令”，西汉国家所采纳的月令体系因此而变得明晰。《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载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时，“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雊。”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等大臣上言：“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经载高宗雊雉之异，以明转祸为福之验。”由于《礼记·月令》季冬月即有“雉 鸡乳”之语，由此推断，成帝所说的四时月令指的应是《礼记·月令》或者与其同系统的月令书。
阳朔四年春正月诏：“方东作时，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此后二千石行春遂成制度。《续汉志·百官志五》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
正如邢先生所指出，“西汉一直到哀帝似乎都还没有按月读令的制度”。[45]《汉书·李寻传》载哀帝即位之初，待召李寻对策曰：
间者春三月治大狱，时贼阴立逆，恐岁小收；季夏举兵法，时寒气应，恐后有霜雹之灾；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湿奥，恐后有雷雹之变。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
案《吕纪》季夏纪有“不可以起兵动众”，孟秋纪有“无以封侯、立大官”之禁，而春季布德施惠、退贪残、省刑罚是月令春令的主导精神，因此，李寻所说的时禁与传世月令的时禁是吻合的。
汉代第一次由官方出面对当时通行的月令书进行整理是在平帝元始四年，时任宰衡的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同时征召通经之士，对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兵法、史篇进行全面整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46]悬泉置出土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使我们清楚了王莽所颁布的“月令”面貌。诏条与传世月令相对照，就所存的条目看内容与《吕纪》和《礼记》基本相同，文字则与《礼记》更趋一致。诏条与传世月令最大的不同是少了很多内容，诏条主要以时禁为主，缺少的一是关于阴阳五行相配的内容，二是关于统治者的内容。《汉书·王莽传上》载元始五年王莽“又增法五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