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五十条”即应指悬泉置出土的《四时月令五十条》。由此可以确定悬泉置出土的诏条就是王莽时所颁布的月令全本。王莽之所以节选出月令的一部分内容并改以律令的格式，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为了便于吏民理解和实行，另一方面则涉及到月令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本质。包括明堂月令在内的儒家经书，虽然被统治者立于正统，奉为经典，但是，国家在制定现实政策时却不可能脱离现实一味照搬经书，必然是取其所需，唯我所用，并使之时代化。即使王莽所颁月令只有五十条，但是，相较此前西汉历代王朝，它已经最大限度地把月令应用到现实政治中。
即使是在月令影响日益深入的西汉中后期，统治者在确定与时令相关的政策和举措时，也不是仅仅以月令为依据，《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也是他们参照的样板。《汉书·陈汤传》载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后，上疏：
“……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
《礼记·月令》孟春月有“掩骼埋胔”条。匡衡、繁延寿根据月令的此项内容，认为不宜悬首示众，许嘉和王商则根据《春秋》孔子盛夏诛优施的故事，认为应当悬首十日，而元帝最终采纳了许嘉和王商的主张。它表明汉王朝赖以确定行事的依据绝不仅仅限于月令，还包括儒家经典。宣帝时极力主张施政宜应四时月令的丞相魏相，其向皇帝奏上的不仅有《明堂月令》，还有《易阴阳》。哀帝时力主建立颁令制度的李寻，其所学也不仅仅限于月令，史载他“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在历代皇帝颁布的遵从时令的诏书中，也屡屡提到儒家经书，如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诏中提到《诗》，宣帝元康元年三月诏中提到《书》，成帝在阳朔二年春下令“务顺四时月令”的诏中也提到了《书》，而悬泉置出土的月令诏条第一句“敬授民时”即出自《尚书·洪范》。事实上，月令书之起源与成形本来就与儒家学派关系至深，夹缠不清，而这已经超出本文论说的范畴。
结语
以上便是我对月令与西汉政治关系的考察。考察是在邢文的基础上进行的，考察的范式基本仿照邢文，但是，我们的结论却有着重大差别。我同意邢文关于汉代施行的月令“是经过多方采择，不断改变调整，参杂现实的需要以及‘祖宗故事’而形成”（《月令与西汉政治》页51）的观点，但是，却不同意其关于月令部分的主张。邢文认为秦汉两代时令宜忌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系统和内容，在平帝元始五年依据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代表的这一系统的月令颁布《四时月令五十条》之前，其他不同系统的时令宜忌体系也都对西汉政治发生着影响。邢文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把尹湾《集簿》“以春令成户”理解为“春天令民嫁娶成户”以及把“春种树”理解为“春季种植树木”的基础之上，按照这样的解释他无法在传世月令中找到对应项，故此便把目光转向传世月令之外的时令宜忌体系。他因为郑玄注中提到“今月令”，因此推测它可能就是以“以春令成户”和“春种树”等汉家制度为内容的汉家当代月令。假如尹湾《集簿》“以春令”的内容不作建立户籍解，假如“春种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种树”而是泛指“春季种植”，邢文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
导致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对月令的认识不同。我以为至少在《吕氏春秋·十二纪》成书时，它所代表的月令体系已经以明堂月令的形式亦即王官月令的形式确立了它在时令宜忌学说中的独特地位。郑玄注《礼记·月令》起首即说：“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点出了“月令”的特质。王梦鸥氏曾指出，“从‘令’之部分观之：管子幼官篇四时篇及淮南时则等篇，皆称为‘政’，亦即天子行惠政之大纲”。“月令本为执行此种政令之‘王者’而设计，与周礼之为六官治政而设计者略似。”“唯此王礼必须有特定之场所，亦即配合五行四时十二月之明堂”。[47]也就是说它是统治者治理国家政务所依据的时令，具有明确的身份标志。在战国末吕不韦门人作《吕氏春秋》时，它已经与流行于世的其他宜忌时令截然两别，其他的宜忌时令只是作为学说、作为民间俗信而在民间流传，它也许会对统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绝不会作为执政的参考法则登上统治者的殿堂。假如我们不要求西汉统治者原封照搬月令行事，（事实上这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月令中许多条目是纲领性的，应用到现实政治中必须落实为具体的措施），我们就会发现西汉所建立的按月施行的制度都没有超出传世月令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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