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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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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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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我们看到，高帝时春季行政即锁定在布德施惠上，但是其政策的制定主要源于已有制度和故事，而非有意按照月令行事。惠帝、吕后时期也是如此，至少吕后时期已有三月上巳日祓除灞水上的礼仪。以文帝为转折，西汉统治者对月令逐渐重视，开始把国家的政策与月令结合起来，按照月令安排施政的时间和方式。与西汉中后期相比，文帝时月令与政治的结合还处于初级阶段，所实施的多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月令中天人相感的灾异思想也未被特别强调。武帝时由于武帝本人对儒学的喜好，其政治中儒学的色彩渐趋浓厚。武帝在实践儒家所述三王之礼特别是郊祀和封禅礼时，由于月令记载简约，无法满足其全方位的需要，因此，多与其他经书相参揉以制定时政礼仪，武帝时月令安排上的一些改变应当视为它的直接结果。此外，武帝朝在董仲舒的影响下，月令中天人相感的祥瑞灾异思想开始作为执政好坏的标志而被特别强调，从长期的过程看，武、昭、宣时期月令行事主要是与祥瑞相结合，元、成以后则主要与灾异相联系。
可以说，西汉王朝的历史是一个逐步实践明堂月令并赋予时代色彩的过程，而每一朝仿照月令制定的政策都以法令或故事的形式为后代所继承。文帝元年制定了振贷法、改革了养老法，此后又相继开帝亲耕、后亲桑礼，十二年颁布劝民农桑、春种树的诏令。大约在武帝元朔元年，因得太子而重行高禖礼。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开郊祀行赏赐的先例。元狩三年秋开始在有水灾郡推广种宿麦。[48]元狩四年开始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元封二年六月开因祥瑞行赏赐的先河。宣帝地节元年三月，“假郡国贫民田”，此后它也成为汉家春季惠政的一项内容。地节三年第一次对获流数最多的郡国长官进行特别嘉奖。元康三年在三辅实行“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的禁令。元帝初元三年第一次在诏令中明确提出“毋犯四时之禁”。建昭五年开始把刑罚失中作为春令的重点。成帝阳朔四年制定了二千石行春的法令。平帝元始五年则颁布了诏书月令五十条。这些由西汉政府根据月令的精神逐渐确定的法令制度，构成了汉代施行月令的基本内容，其中具有礼仪性的行事被晋人司马彪记入《续汉书·礼仪志》中。
通过秦汉律令与传世月令书以及《管子》等书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许多行事与秦汉律令的规定不同，却与《管子》的记载相同。作为秦国相的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吕纪》，不以秦国的法律制度和农业生产模式为样本，却采纳适合于东方特别是青州地区的月令行事，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一本以“明堂”名义命名的月令书，它应当出自战国齐人邹衍阴阳五行家一派，很可能就是汉宣帝时丞相魏相所上《明堂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应分别采自《明堂月令》，三种传世月令书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后出者很可能参阅了前出者。吕不韦作《吕氏春秋》时，将其割裂为十二章，系于各章之首，其中也根据秦的情况有所改动，如用“太尉”官名，但改动的地方极少。刘安作《淮南子》时，因其与汉家制度相矛盾者甚多，故将其大肆删改。月令掺入《礼记》应是在元帝之后，王莽时对月令加以整理，《礼记·月令》的独尊地位也因此确立，从而使原有的单行本明堂月令地位衰微，以至最终失传，而《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则因两书的流传而被保存下来。
[1] 连云港市博物馆、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
[2] 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版。
[3]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报告》，《文物》1982年第1期。
[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5]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6] 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新史学》（台湾）九卷一期，1998年3月。后文略称为《月令与西汉政治》。
[7] 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
[8] 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大陆杂志》（台湾）第九十五卷第三期，1997年9月。后文简称为《读记》。
[9] 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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