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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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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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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一是反对权柄下移，二是推行君主专制。他赞许韩非书，恐怕主要就因为它宣扬君主“独断”，不允许与臣下“共权以为治”[78]。
同书《和跋传》：“世领部落”，后迁“外朝大人”，立功累累。但因“好修虚誉，眩曜于时”，被怀疑收揽人心，有篡位之意，被道武所杀。
同书《庾业延传》：本“外朝大人”，升至司空。有人告发他“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也被道武帝所杀。
同书《太祖纪》：天兴三年（公元400年）连下诏，要求贵族大臣、地方长官“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指出即便位居台辅，也“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这些人须知这样一个道理，即“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这些诏书和前述言论、行径完全一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都督中外之制北魏虽然采用，但从一开始就没有让它名实相符：
同书《太祖纪》：皇始二年（公元397年）在包围后燕都城中山过程中，以从征的贵族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这是北魏第一个都督中外，然而却是一个空名。首先，元仪这一封拜，共五个头衔，前后四个均空名，[79]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自难例外，何况这时北魏尚未见中外诸军之制。其次，平中山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北还，“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这里已不提都督中外，当已免去；即使形式上暂时未免去，是史书失载，可是任行台尚书令，与都督中外保卫京师、宫城之职掌，也是不能相容的，除非后者是虚衔。最后，从这以后直到高宗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凡五十四年都不见都督中外之设。分析其原因，很可能是道武帝于皇始（公元396——397年）年间征后燕过程中，“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80]。一时受了他们建议的关于魏晋以及汉化了的十六国官制的影响，设了都督中外，随即发觉在制度上、历史上它权力太重，不适合北魏当时急需加强君主专制，削弱贵族、臣属权力的形势，于是不声不响将它罢去，继位者沿之，一直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那么兴安元年以后设立的都督中外是否有实权呢?同样也没有，至少尚未形成制度。
首先，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公元477——499年）年间两个“职令”，其“都督中外诸军事”，官位虽甚高(第一令位正一品下，第二令位从一品)，却是虚衔、荣誉衔。因为在这两个职令上，它前面是仪同三司、开国县公，后面是特进，诸开府，无一不是这类官爵，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性质自当相同。当然，两个职令均定于太和年间，时间稍晚，可是联系道武帝后长期不设此官，从兴安元年起设立了，数目也很少，且未见一例可以证明已形成都督中外拥有实权的制度(见下)，则据此推定太和职令这种规定乃长期习惯之制度化，是有理由的。
其次，据万斯同北魏及东魏将相大臣年表，自兴安元年至东魏亡，前后仅有都督中外九人，即宗爱、元寿乐、元云、冯诞、元干、尔朱荣、高欢、高澄、高洋。万表漏载二人，即孝文帝时之元勰，及前废帝时之尔朱兆。[81]
这十一人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尔朱荣、兆、高欢、澄、洋五人。当时京师洛阳、邺已无重兵，[82]他们都主要依靠自己的地方军队遥控京师和皇帝。如尔朱荣靠的是以契胡族为主的并、肆诸州军队；高欢靠的主要是六镇起义后屡经演变，最后驻扎在并州一带的鲜卑军队。两人掌权虽时间相隔数年，但都常住根据地晋阳(今山西太原)，而对京师、朝廷实行“遥制”[83]。所以其都督中外的头衔，和南朝诸篡位前权臣几乎一样，是自封，以提高声望，作为篡位阶梯。这就是说，其性质与太和职令规定一致，是虚衔、荣誉衔。
另一种情况是其他六人：[84]
宗爱：乃宦官，兴安元年暗弑太武帝，矫皇后令，杀贵族大臣，立吴王余。吴王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等。在这之前，长期不设都督中外，动乱之际忽然设立，除提高声望外，或许宗爱还想行此汉制，借以控制京师全部军队，所以称他“兼总戎禁”，可是八个月后吴王余、宗爱全被杀，此制并未固定下来。
元寿乐：兴安元年在吴王余、宗爱死后，因对文成帝“有援立功”，被拜都督中外。可是一个月后便因与另一拥立有功大臣“争权”，并赐死。自此又是十四年不设此官。
元云与元干：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任城王云“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听理民讼，甚收时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只提元云为中都坐大官所起折狱作用，[85]而不及都督中外。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皇兴四年(公元470年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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