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拓宽了领域。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试图构建起以礼仪为主线的敦煌社会史框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则利用敦煌文书深入考索了唐代礼乐的演变。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因有助于了解士族地主的衰亡过程引起许多多学者的关注。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辑1986年）等论文，录校并结合文献考释了一批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辑1983年），亦对一些姓望氏族谱做了录校，并据之探讨了郡姓的发展演变。王仲荦、唐耕耦、邓文宽、华林甫等都曾对北图位字79号文书进行过探讨，但对其性质、名称和年代的认识很不一致。邓文宽《敦煌文书位字七十九号——＜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辨证》（《中国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该件是一件原始奏抄的节本，其用途与唐初解决旧士族卖婚问题有关，是贞观年间“刊正姓氏”的真实记录。林立平在探讨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时也曾利用敦煌谱书。一些学者开始分别对敦煌地区的郡望和大姓进行考察。荣新江在《敦煌卷子札记四则》中探讨了敦煌的望族“清河张氏”和“南阳张氏”的渊源、异同及其社会意义。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讨论了敦煌“南阳郡开国公”封爵和“南阳张氏”郡望的由来与相互关系。孙晓林《《汉——唐十六国敦煌令狐氏述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4期）、《敦煌遗书中所见唐宋间令狐氏在敦煌的分布》、《跋伯二一九八＜东都发愿文＞残卷》等文，对敦煌的大姓之一令狐氏的兴衰之迹做了全面考察。孙修身考证了敦煌李姓的渊源及其世系。马德《敦煌李姓世系订误》（《敦煌研究》1992年4期）又有所补充。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探讨唐代敦煌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也开始有人进行尝试。熊铁基《以敦煌资料证传统家庭》，认为敦煌文献中所反映的家庭，基本上与中国古代传统家庭的特点一致。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依据敦煌籍帐编制了5—10世纪敦煌家庭结构类型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家庭数量变化及其原因，考察了时人的平均寿命与家族的规模，还探讨了家庭的功能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郑学檬《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试析》（《敦煌学辑刊》1984年1期），指出当时存在男女比例、劳力与非劳力比例不合理的现象，并分析了当时人口增殖缓慢的原因。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亦探讨了沙州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婚姻方面，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整理、录校敦煌文献中有关婚姻文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敦煌壁画中的相关资料探讨了唐宋时期沙州地区婚嫁、生育习俗。卢向前《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以上所列卢氏论文多被收入其《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利用敦煌户籍、手实及其它资料探讨了胡族婚姻形态对唐代百姓、氏族的影响。社会组织方面，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在全面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社邑文书细致的录校和研究。他们合作或分别撰写系的列论文对社邑文书做了细致的排年，并对社邑的组织、活动及其与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还借助从这批文书中获得的认识结合石刻文字、文献资料对汉至唐及唐以后社邑发展的脉络做了进一步考察。卢向前深入探讨了文书中的马社。郭锋、陆庆夫、郑炳林等也对社邑文书作过研究。生活习俗方面，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及相关系列论文，利用敦煌文书及其他材料，对唐代的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等做了系统考察。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及相关系列论文，对保存了许多社会生活和民俗资料的敦煌历法文献做了精细的录校和深入的研究。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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