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以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为中心，探讨与“东西方贸易担当者”——粟特人有关的丝路实况，并考察了波斯通往敦煌吐鲁番的“白银之路”和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以及曾在敦煌流行的波斯文化和天竺文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隋唐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及相关论文，在探讨胡商、商品、物价、商镇、商路和丝路贸易商业制度等问题亦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季羡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年1期），依据敦煌文献中之《西天五印度制糖法》结合其它文献探讨了甘蔗的种类和制糖方法问题。

历史典籍的整理方面。黄永武《敦煌古籍叙录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在王重民原书基础上增加了有关文书图版和部分新的研究信息，其中唐代历史典籍仍占有重要地位。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出，本世纪我国数代学者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第三阶段获得的研究成果的数量比前两个阶段明显增多，成果的质量也大为提高。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在归义军史和西北民族史、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有关均田制的研究及一些类别文书的分类整理和研究等方面也明显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史学工作者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当然，我们的研究还远未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展望未来，至少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唐史研究者应进一步增强利用敦煌文献的意识。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时至今日，以上论述仍未过时。八十多年来，我们虽然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敦煌文献所蕴藏的丰富史料信息相比，史学界对它了解和利用得还很不够。如在历史典籍方面，建国后出版的标点本史籍不只一种未能吸收敦煌学界整理和研究相关敦煌写本的成果。再以唐史研究而言，不少学者在搜集资料时可以边读与唐代有关的文献，却很少有人将敦煌文献列入自己的阅读范围。结果是其它方面的有关材料几乎被网罗殆尽，惟独遗漏了敦煌文献中的相关材料。这是有的非常优秀的著作存在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历史工作者和敦煌文献研究者都义务为改变这种现状做出各自的努力。

    对一般历史工作者来说，至少应该注意了解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及时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唐五代史学工作者而言，似应将敦煌文献列为必读史料。因为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在唐五代宋初期间，对其进行系统阅读不仅可搜集到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还可加深对唐五代社会的了解和理解。而敦煌文献研究者则应积极为历史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既包括加快敦煌文献图版的编辑出版步伐，更包括加快敦煌文献的整理录校，为史学工作者提供更多的经过整理的录校本，力争早日出版全部录校本。但学术界和出版界都应更加重视敦煌文献录校本的质量。近年出版的一些录校本因质量不佳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录校者缺乏整理敦煌文献的专门知识。所以，对敦煌文献进行分类或全面录校的工作最好由敦煌文献研究者去做。

    其二，应注意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献，加强综合和宏观研究。在第一、二阶段，我国学者因受到资料的限制，往往只能就自己所能见到的少量文书或一件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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