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吾路。他可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大海道或墨山国之路。大海道较为捷近，墨山国之路较为迂曲。冯承钧先生认为吕光东归是走大海道[94]。如果是这样，那么高梧谷口就应该在大海道的中间某处了。但是《北史·西域传》高昌国条描述大海道的情形曰：“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这条路上虽然也偶有泉水，但水量很小，不能供应大队人马，更不可能供应吕光那支庞大的军队。另外，如果把高梧安在大海道上，似乎也不符合杨翰语中所暗示的高梧谷口与伊吾关的距离。我认为，吕光大军自高昌向敦煌，所走的路线是墨山国之路，翻越库鲁克塔格之后，或循来路回玉门，或自楼兰迳罗布泊北岸东至玉门。吕光西征与东归，都走了墨山国之路。因此，所谓高桐或高梧，就在墨山国之路的某一个重要位置上，我认为就是今乌宗布拉克东端的梧桐沟一带。
作为地名的高桐或高梧，所描述的都是生长良好的胡杨林带。从鲁克沁南出，迳确洛塔格山峡，直至梧桐沟，三百多里之内，水草条件都很一般，所以梧桐沟一带实在是最好的行旅休整之地。如果在这里设关卡，对于长途跋涉、人马饥渴的军队来说，应当是相当有威胁的。杨翰本意，是请梁熙派遣军队到这里驻守，既可威慑东归的吕光，又可与高昌互为支援，壮自己的胆；只是担心梁熙嫌路程太远，才又建议驻守伊吾关。
高桐或高梧，即梧桐沟一带，在唐代可能还是一个重要地方。《通典》卷174州郡四交河郡条：“东至伊吾郡七百五十里。南至三百五十里，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按照《通典》行文的一般格式，在“南至”与“三百五十里”之间，应该有一个地名。“荒山”，指库鲁克塔格。所谓“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是指从库鲁克塔格到吐蕃屯城（今米兰）间，有一千余里。这些道里描述基本正确。那么，从交河向南（经墨山国之路）三百五十里，有一个什么地名呢？依据前面引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从底坎到乌宗布拉克恰好是三百五十里。案唐代交河郡即西州，治高昌。所以可以推定，《通典》此处所缺少的地名，应当就是高桐或高梧，其地即今之梧桐沟[95]。
墨山国之路的考述，到此基本结束。应该强调的是，以上讨论虽然注意到了文献与考古调查资料的结合，但都还是间接的。对于墨山国之路的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水资源的变化），现在很难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证。1910年年底，日本年轻的探险家橘瑞超从鲁克沁出发，向南越库鲁克塔格，到达罗布沙漠。他在《中亚探险》一书中以“无人之地”为题记述这一经历，并声称：“（库鲁克塔格山间）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带有人居住。[96]”当然他并不是循着古代墨山国之路南下，但是在古代，即使库鲁克塔格东部，也不可能就无人居住。只不过橘瑞超时代的库鲁克塔格山间环境，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水草条件异常恶劣的今日的库鲁克塔格，他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注释
[1]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此山国亦当作墨山国，王下当有治墨山城四字。”至焉耆道里，则引《西域图考》曰：“当云三百六十里，乃与诸传合。”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以去尉犁计之，当作去长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依据《汉书·西域传》所记尉犁、焉耆和危须距长安的道里数及其相互的距离，勘比山国（即墨山国）与这三地的空间关系，就会发现许多矛盾、牴牾之处。请参看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 pp.473-477。
[2]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正》卷上及丁谦《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均主张山国当作墨山国，分见《二十五史三编》，第三册，岳麓书社，1994, p.835、p.1033。
[3] 杨守敬：《水经注疏》，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pp.117-118。
[4] A. Stein, Serindia, Vol.I, Chap.IX, Sec.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334. 根据同书同页注释6, 较早讨论山国方位并推定辛格尔(Singer)或克孜尔辛格尔（Kizil-sangir，又写作Kyzyr-sanghyr）绿洲一带，即是两汉山国的其他一些西方学者，还有Grenard和Herrmann等。又请参看沙畹（E. Chavannes）：《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冯承均译，商务印书馆，196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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