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我们在前面强调吕光大军先至鄯善，后到楼兰，还出于一种对楼兰地区交通线变迁的推想：很有可能，从西汉到前凉，由于孔雀河流入罗布泊的水口缓慢地由北向南摆动，孔雀河尾闾地带的绿洲也随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摆动。西汉遗址集中于罗布泊以北（以土垠为中心），而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遗址，集中于罗布泊西北地带（以LA为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发生这样的地理变化，自然影响到交通线的变迁。西汉时期经常使用的穿越白龙堆至土垠向西的路线，到东汉以后，其地位很可能已经下降。而出玉门关经阳关绕道罗布泊西南至鄯善，再经喀拉库顺湖岸绿洲，沿罗布泊西岸北行到达LK、LA（楼兰城）的路线，似乎更适于已经变化的罗布淖尔地区的地理环境。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还有待考古调查的证实。
北朝以后，随着孔雀河改道，楼兰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楼兰绿洲消失了[79]。442年沮渠无讳受高昌太守阚爽降，将家户自鄯善奔赴高昌。《魏书·沮渠蒙逊传》：“无讳留安周住鄯善，从焉耆东北趣高昌。”可见这时从鄯善到高昌不再经由墨山国之路了，沮渠无讳所走的路线，很可能就是今天南疆的所谓“绿色走廊”。楼兰绿洲的消失是交通路线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北朝以后的地理和环境状况，忽视在孔雀河改道、楼兰绿洲消失以前，墨山国之路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
五、墨山国与墨山国之路
墨山国的所在，依据《汉书·西域传》提供的与焉耆、危须、尉犁等国的距离及相对方位，最早由格伦纳德（Grenard）提出应当在库鲁克塔格西部[80]。1915年春，斯坦因从吐鲁番出发，跨托克逊河，向南直接翻越库鲁克塔格，深入库鲁克塔格腹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考察，并详细记录于其名著《亚洲腹地》一书中[81]。其中他对辛格尔（Singer）及兴地（Shindi）两地的调查，对我们研究墨山国尤其有价值。根据斯坦因的报告，辛格尔绿洲在库鲁克塔格山间具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理学特征，最突出的特征是气候方面的。辛格尔不同于周围地区的气候特征是空气相对湿润，深冬相对温暖，即使在最干燥的季节，空中仍然能看到云雾；斯坦因还尝试探讨了这种小气候形成的地理条件[82]。这可以解释在库鲁克塔格山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泉水丰沛、植被茂盛、农牧皆宜的小绿洲。把这里看作西汉墨山国的中心，当然是有理由的。
斯坦因还考察了辛格尔西北方向的破城子、干草湖一带[83]。那里比较优越的水草条件，也给斯坦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代学者对这一带的考察，证实了斯坦因报告的精确性。根据近年（1989）最新的调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尉犁县东部，干草湖以西的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发现一座古城，从这里向北至焉耆，“沿途有胡杨林带和红柳，溪水潺潺，风景十分优美，不失为行旅的佳道”，并因此认定这里才是古墨山国故址[84]。
从这些材料看，库鲁克塔格中西部，存在着相当多的山间绿洲和草场，泉水出露地段甚多，是放牧和狩猎的好去处。1928年春，瑞典学者贝格曼（F. Bergman）考察了兴地山谷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反映出古代墨山国（当然还有后代的库鲁克塔格居民）的狩猎和放牧生活，是研究库鲁克塔格古代历史的重要素材[85]。古墨山国居民主要的经济生活形式，正是放牧和狩猎。库鲁克塔格西部（包括辛格尔在内）的气候和水草条件，使这里可以四季放牧（即在山间不同地带分别形成冬牧场和夏牧场）。直到今天，库鲁克塔格一线仍然是猎户乐于光顾的地方。此外，这里还是野骆驼的主要繁息地之一。
可是，我认为，今天库鲁克塔格山地的水草条件，比起古代（唐代或北朝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下降。据《汉书·西域传》，当时的墨山国有“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在人口急剧增长的今天，库鲁克塔格山间的居民数量却远远不能达到西汉时代的水平，说明这个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是在逐步变得恶劣的。再以辛格尔为例，当斯坦因前往调查时，那里只有一户人家。清末的《辛卯侍行记》中，生额尔（即辛格尔）下注云：“或名五户地，有池及树，缠回一家，地三十亩，半耕半牧。[86]”以今天库鲁克塔格的自然状况，去想象西汉时代墨山国的面貌，是有些困难的。
自从汉朝政府把经由墨山国主要绿洲、通往车师盆地的这条“墨山国之路”当做战略交通线以后，墨山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受到了哪些影响，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墨山国的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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