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時，就應當是出秦昭襄王長城而向北推進，最後直抵黃河東流河段的南岸，將匈奴斥逐於黃河以外。因而，從秦昭襄王長城向西、向北，直抵黃河河道這一大片土地，就應當是蒙恬所略取的“河南地”。與秦國舊有國土相對，這是一片新的疆域，因而時人又稱這一帶爲“新秦中”[86]。
由於秦昭襄王長城的東北端，直抵黃河岸邊，“河南地”的東面自有明確的界限；可是，其西南端部分，卻離黃河還有很大一段距離，所以“河南地”西南部的界限，便多少有些模糊。按照史念海的研究，在蒙恬取得“河南地”之後，秦漢人在使用“河南地”這一區域概念時，所指區域範圍，大小往往略有參差，不過在其西南部，實際上大致是以秦漢朝那，也就是今甘肅固原迤西爲界限[87]。只是這樣的慣行用法，並不能用於限定蒙恬初取之“河南地”及其所設四十四縣的地域範圍。
前面第二節引述全祖望、王國維諸人關於九原郡的研究時談到，他們認爲，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新設立的四十四（或三十四）個縣，都應歸屬于秦九原郡統轄。相應地，他們理解的所謂“河南地”，便僅僅是指河套及其南側相鄰近的區域。今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便是如此標繪[88]。這樣的理解，顯然有違上述秦人與匈奴之間地理形勢的演化進程。
其實，按照史念海等對於“河南地”的理解，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新設立的四十四（或三十四）個縣，應當分佈于秦人在秦昭襄王長城以北整個黃河“大河套”範圍之內新開闢的土地上。《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講的正是這個區域。
對於這裏所說的“榆中”的位置，前人的看法，不盡相同，需要予以說明。
最傳統的解釋出自劉宋徐廣的《史記音義》。徐廣乃謂榆中“在金城”[89]，即兩漢金城郡所轄榆中縣[90]。其治所在今蘭州市東北、榆中縣西北的黃河轉彎處，北臨黃河[91]。較徐廣稍後，北魏酈道元在《水經》之“又東過榆中縣北”句下注曰：
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案：《地理志》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92]
今人論秦始皇萬里長城走向，其擬定榆中之所在，依循此說者，可以舉述張維華爲代表[93]。
另一種看法認爲，此應爲戰國趙地之榆中。趙國境內的榆中，爲趙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辟地千里”時，在其西北邊地新開拓的疆域[94]。曹魏時人蘇林，最早記述到有古榆中地在秦漢上郡界內。唐人顔師古以爲此即與蒙恬拓地事相關之榆中，在唐朝的榆林[95]。張守節則說它的具體位置，是在唐“勝州北河北岸”[96]。張守節所謂“北河”，是指廣義的北河，即由內蒙古河套地區向東的整個黃河東流河段。秦漢上郡包括地域很廣，由今陝西黃陵一帶向北，一直抵近黃河。榆林爲唐朝勝州的治所。勝州位於今內蒙古托克托至山西偏關間黃河轉彎處河道西南側；榆林北臨黃河，在今托克托縣對岸。綜合上述諸家說法，可以將這一古榆中的地理涵義，理解爲今托克托至偏關間的黃河兩岸區域。今沈長雲論秦始皇“自榆中並河以東”而“城河上爲塞”事，所擬定“榆中”的位置，即主此說[97]。
此外，史念海將榆中與秦漢時的榆溪塞和“榆中之關”聯繫到一起，認爲秦始皇長城和秦昭襄王長城外側都有“樹榆爲塞”的防禦設施，即所謂榆溪塞；因而，這一榆中可以而且應該是秦昭襄王上長城上的一處關隘。從而推定，榆中位於戰國焉氏塞亦即後世蕭關所在的今寧夏固原東南地區[98]。
在關於榆中位置的上述諸種說法當中，史念海一說，從地名淵源角度看，在史籍中找不到任何直接依據。榆中和榆溪塞這兩個地名的由來，雖然都應該與當地生長榆樹有關，但是，正如史氏所云，陝北及其附近地區普遍宜於榆樹生長，因而，與榆樹有關的地名，應當不僅局限於某一特定地域。譬如在今陝西榆林東北、佳縣西北的秦昭襄王長城，即因附近“悉榆柳之藪”，而有榆林塞的別稱[99]。
其實，將榆中與榆溪塞乃至蒙恬開拓榆中疆域聯繫到一起，文獻中的端緒，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東漢班固的《漢書》。《漢書·韓安國傳》載大行王恢，與御史大夫韓安國討論北方邊事，云：“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唐顔師古注云“竟讀曰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曹魏如淳謂這裏所云“樹榆爲塞”，即“塞上種榆也”[100]。北魏崔浩爲東漢荀悅《漢紀》撰有《音義》。崔浩在書中釋此榆中，亦云：“蒙恬樹榆爲塞也。”[101]史念海以爲所謂榆溪塞，“就是大規模栽種榆樹而形成的”。這顯然是受到《漢書·韓安國傳》和崔浩說法的影響；特別是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明確談道，在諸次水（今禿尾河）旁秦昭襄王長城上，有所謂“榆林塞”，此即《漢書·衛青傳》記述的“榆溪舊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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