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時，其在河套附近地區的邊境界線，應與戰國時代的趙國相同。《史記·秦始皇本紀》，謂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時，其疆界“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75]，講的就應當是利用這一段長城作爲邊塞的情況。
趙武靈王修築陰山長城之後，這道城垣，就應當一直是趙國的西北邊界。然而，何清谷卻認爲，到趙孝成王時，“匈奴突破趙長城，佔據雲中郡，成爲趙國的嚴重邊患。李牧雖然對匈奴作了有力的抵抗，也只能‘常居代、雁門備匈奴’，無力收復雲中郡。”[76]雲中在九原郡以東，雲中若已經淪入匈奴之手，九原便不可能孤懸於匈奴境內，秦初並天下時即不可能從趙人手中承襲九原、雲中兩郡，而只能是以雁門的邊界爲其西北界限。
何清谷做出這一論斷的依據，爲《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附趙國名將李牧的傳記。可是，覈諸李牧傳記原文，卻看不出有趙國失守雲中的意思。引導何清谷得出這種看法的記載，似乎只有他引述的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一句話。李牧防禦匈奴而常居代、雁門，這就如同《史記·蒙恬列傳》，在記述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大舉進兵，“渡河，據陽山”之後，雖然記載說蒙恬“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研究者並不能因此判斷秦人北邊只是以上郡爲前沿，上郡以北之雲中、九原諸郡俱已失陷於匈奴；不僅如此，《史記》在蒙恬“居上郡”之下，緊接著便記載說：“是時蒙恬威振匈奴。”[77]可見，《史記》關於蒙恬“居上郡”的記載，只不過表明他是坐鎮上郡來指揮北邊的軍事防禦而已。同理，李牧也應當是以代或雁門爲其行轅常駐地點。事實上，據《史記》記載，李牧也如同蒙恬一樣，在他坐鎮代、雁門指揮北邊防守期間，不僅未曾喪失國土，而且還威懾“匈奴不敢近趙邊城”[78]。
因此，認爲趙國在戰國末期已喪失九原、雲中兩郡的看法，缺乏相應的依據，不能成立；秦朝兼併趙國領土後，應當沿承了趙國九原、雲中兩郡的西北邊界，即以陰山長城爲邊界線。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到秦始皇三十二年時，因“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翌年，蒙恬取得成功，“西北斥逐匈奴”。於是：
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徙謫，實之初縣。[79]
《史記·匈奴列傳》記同事云：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80]
雖所設縣有“三十四”與“四十四”數目之差異[81]，蒙恬所將卒有“三十萬”與“十萬”之出入[82]，但是，在開拓“河南地”並徙民設縣“因河爲塞”這一點上，兩處記載完全一致。只是這段文字結尾處所云“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這些話，講的並不是直道，而是著名的秦始皇萬里長城[83]。這段話前面，應有脫文。這一點可以在《史記·蒙恬列傳》中得到印證：
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84]
顯然，《史記·匈奴列傳》“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這句話，與這裏所講的“因地形，用制險塞”正相對應。依此，蒙恬在收取“河南地”之後，隨即在當年，動工修築了“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的秦始皇長城。
長城是邊塞上的防禦工事，而“因河爲塞”，則應當是以河道作爲疆域領土的護衛設施。那麽，應當如何理解秦人“因河爲塞”與修建萬里長城的關係呢？關於秦始皇萬里長城的走向，除了“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這兩句話，史籍中沒有更爲明確的具體記載。因此，準確理解並切實遵從上述記載，就成爲復原秦始皇萬里長城西段走向的關鍵因素。
據上引《史記》記載，秦王朝“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是在蒙恬“西北斥逐匈奴”，“悉收河南地”之後。因此，解析“因河爲塞”的歷史涵義，需要首先明確所謂“河南地”的範圍。
所謂“河南地”，理應在黃河南岸。在蒙恬此次率兵北伐之前，秦朝在關中北部的邊界，是秦昭襄王時期修築的長城。這道長城，正位於黃河東流河段以南，其具體的走向，大致是由今甘肅岷縣附近北行，至今甘肅臨洮轉而向東北蜿蜒延伸，斜貫陝北黃土高原，直至今內蒙古准格爾旗黃河岸邊的十二連城附近[85]。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蒙恬率軍“北擊胡，略取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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