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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王恢所說“樹榆爲塞”的地方[102]。
不過，《漢書·韓安國傳》所說的“樹榆爲塞”，只是針對蒙恬在秦昭襄王長城之外新辟的疆域界限而言，這一點覆按《漢書》本文，一清二楚，本沒有任何疑義。荀悅《漢紀》述及陳餘遺章邯書，書中有“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一語，崔浩對榆中的解釋，即針對此語而發[103]，而與秦昭襄王長城沒有任何關係。由此可見，《水經注》對於王恢所說蒙恬“樹榆爲塞”的解釋，是完全錯誤的，不能據此判斷“樹榆爲塞”的具體地點[104]。
從常理上看，榆樹既然爲當地常見樹種，似乎也不必毫無緣由地專門費力栽種。在蒙恬拓地之前，秦昭襄王修築長城作爲西北邊境防禦工事，這在史籍中有明確記載。所以，自不必如後世清人設立柳條邊一樣，另行樹榆爲塞。至於蒙恬“開榆中之地”以後，之所以要“樹榆爲塞”，這與蒙恬新建的特殊邊防設施形式有關，對此，下文將予以具體論述。
榆中與榆溪塞之間，本來就沒有必然的聯繫，而如上所述，榆溪塞與秦昭襄王長城，又找不到直接的關聯，那麽，史念海由榆溪塞推斷此榆中爲秦昭襄王上長城上的關隘，便失去邏輯前提，看起來恐怕難以成立了。進而論之，史氏擬定的這一榆中，西面距離黃河河岸，至少尚有400多里之遙，若是依從此說，那麽，何以得云“自榆中並河以東”？《史記·秦始皇本紀》這一記載，將因此而完全失去空間著落。所以，對於榆中的這一解釋，似乎還需要重新斟酌。
與此相似，上郡北部的趙國舊屬榆中，雖然自戰國以來，即屢屢見稱於史籍，可是，卻同樣與《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的記載無法契合。因爲這一榆中，是表示一地理區域的名稱，如前所述，主要包括托克托至偏關間的黃河兩岸區域。雖然它所表示的具體範圍，從來都不夠明確，但是，上文已經講到，當初趙武靈王向西北開拓邊地，最遠只抵達陰山山脈南坡，所以，榆中區域的西北邊際，自然不會超出於陰山之外。這一點應是確定無疑的事實。《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這句話中的“並”字，應當一如前述《史記·匈奴列傳》“自代並陰山下”句中的“並”字，都是依傍的意思，而這一榆中的地域範圍，既然處於陰山迤東迤南，那麽，“自榆中並河以東”，只會離陰山漸行漸遠，卻根本無法“屬之陰山”。所以，它也不可能是《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的“榆中”。
排除以上兩處“榆中”之後，只剩下金城郡界內的“榆中”，可以考慮其是否符合《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的方位。按照前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秦人“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設立四十四縣（或三十四縣），“因河爲塞”，是在西北斥逐匈奴，略取“河南地”之後。如前所述，所謂“河南地”，包括以秦漢朝那亦即今甘肅固原迤西一線秦昭襄王長城以北、黃河以南以裏的絕大部分區域，因此，這道河上之塞，理應將蒙恬新開拓的“河南地”，圈護在塞內。
金城郡境內的榆中，正處在秦漢朝那向西的延長線上，而且南面與秦昭襄王長城的起點臨洮相去不遠。由此向南，稍事修建，即很容易與秦昭襄王長城相連接；向北瀕河北上再折而東行，恰可東與黃河北岸的陰山長城相銜接，從而構成一道完整的西北邊防設施。所以，只有這一“榆中”，方才符合《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載的方位。
前人否定此金城榆中與秦始皇“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而“城河上爲塞”一事有關，往往以爲這一“榆中”，在秦朝以前的史籍中沒有記載，而金城郡乃遲至漢昭帝時，方始設立。按照這樣的看法，在秦始皇時，金城一帶是否存在“榆中”這一縣名或者是地名，似乎都已成爲需要考證的問題[105]。
漢代金城郡的榆中縣，固然不必一定是沿承秦縣而來，但也同樣不一定非由漢朝新設不可。漢承秦制，有所因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之“榆中”，其地望既然與漢金城郡榆中縣相合，恰恰足以印證西漢金城郡之榆中，應是承用秦朝舊有建置；至少在西漢設縣之前，秦朝的時候當地即已有了“榆中”這一地名。
這樣來理解榆中的位置，《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云“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就應當是以這一“榆中”爲起點，沿著河岸向東延伸，直至陰山西端並與之相連接；在這一線以內，新設立三十四個縣（或四十四個縣），並在靠近河岸的地方修築縣城，作爲邊防要塞。
雖然西漢金城郡屬下的同名縣與這一“榆中”，在地名來源上肯定具有某種因承關係，但是，“榆中”一詞，起初卻並不一定僅僅是表示某一像縣治這樣的具體居民點，或者某一縣級政區的地名。如關中、漢中、蜀中、黔中、閩中，以及前述戰國趙地“榆中”等古史中常見的古代地名所示，帶有“中”字後綴的地名，往往都是表示某一邊界範圍不是非常清楚而面積又較爲廣闊的地理區域，而不是一個都邑或者其他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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