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式的居民點。
由此推測，《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載的這一“榆中”，指的很可能也是一個這樣的地理區域。其具體範圍雖然不易確指，但是，大致應爲西漢榆中縣治所附近的一定區域。這一區域，向西南方向，應包括秦縣枹罕[106]，它是秦朝在這一帶設在最西邊的縣。按照《漢書·地理志》的記載，離水和洮水均在枹罕縣境內匯入黃河[107]。離水當今大夏河，洮水即今洮河[108]。因此，今大夏河與洮河下游河口地段，均應屬枹罕縣轄界。《水經注》記載秦漢枹罕縣治南瀕離水[109]，即枹罕縣治位於大夏河左岸亦即西岸，今有人云，已經查明其城址在今甘肅臨夏縣雙城集[110]。枹罕迤東，地勢大致在海拔3，000米以下；枹罕以西，在黃河南岸，則開始進入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自然條件，嚴重限制農業民族的生存。因此，這裏成爲當時秦人在黃河南岸向西拓展的邊界極限。
“因河爲塞”的措施，既然是爲庇護“河南地”新開闢的疆域而設立，自然也應該把枹罕地區包括在內。這樣，所謂“自榆中並河以東”，應當理解爲由“榆中”這一區域順河岸東行，其最西端，乃是起自“榆中”區域內枹罕縣西境的黃河南岸。這一段黃河河道雖呈東北流向，但總的來說，更顯偏東；到秦漢榆中縣以後，黃河雖呈東北偏北流向，可是，流至河套地區以後，又改爲東行。所以，從總體上看，這一段黃河可以看作是以東流爲主導流向。正因爲如此，《史記·秦始皇本紀》才會記作“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
前述荀悅《漢紀》“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一語，乃是本自《史記·項羽本紀》載錄的陳餘遺章邯書[111]。陳餘在這裏講的是蒙恬開拓“河南地”一事。他在這裏採用“開榆中之地數千里”這樣的表述形式，正是因爲這一“榆中”，乃是“河南地”最南面的起點。
按照前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秦廷是在從榆中到陰山新辟的“河南地”上，“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徙謫，實之初縣”；或是“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兩相對照，可知所謂“城河上爲塞”，應即“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即在靠近河岸的地帶，修建四十四（或三十四）座縣城，作爲戍衛黃河防線的橋頭堡，遷處受到責罰的罪人爲戍卒，駐防守衛[112]；而具體的邊防線，則是利用黃河河道，“因河爲塞”，實際並未修建連綿蜿蜒的城垣[113]，或者只有象徵性的低矮土埂或土堤。
西漢時，漢武帝在重新取得蒙恬所開拓的“河南地”後，曾經“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當時，“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接近不設防狀態，北地太守等官員竟因此被漢武帝誅殺[114]。漢武帝巡行的邊防區域，正在這一段黃河岸邊。若是秦人在“河南地”亦即“新秦中”週邊建有長城，漢人自可坐享其成，似乎不應該出現這種狀況。這一事件，可以從側面證實，秦朝在這一地段並沒有修築長城。
西漢初年，賈誼論述秦政得失時談道，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爲固”[115]。《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記載，漢武帝時主父偃上書，也說道：“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116]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蒙恬“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117]。這些記述，都清楚表明，在秦廷新開闢的河南地外緣，是以黃河河道作爲邊防憑藉；而且，賈誼“以河爲池”的提法，更清楚體現出利用天然河道替代人工壕塹（池）的涵義。蒙恬在受秦二世逼迫服毒自殺前，說自己“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118]。這裏“城、塹”連用並稱，指的應當主要是長城城垣和與之相連屬的黃河河道。
這道“因河爲塞”的防線，北面“屬之陰山”，即直接與陰山西南端上的原趙長城銜接；南面則可以通過修築城垣，與萬里長城西端的起點臨洮相連。史念海研究認爲，秦始皇萬里長城的西端，從臨洮（今甘肅岷縣）到狄道（今甘肅臨洮）之間這一段，應是利用了原戰國秦昭襄王長城；從狄道亦即今臨洮以下，秦廷才需要重新興工修築。揆諸情理，史氏所說應可信從，惟其推測狄道以下長城是沿洮河北行，則似乎還可以斟酌[119]。如前所述，枹罕爲秦廷設在這一帶最西邊的縣，縣治在大夏河西岸，“因河爲塞”之西端部分，應起自枹罕縣北境的黃河岸上。因此，與其相應，秦人新修由狄道北上的城垣，理應向西北延伸，在枹罕亦即“榆中”區域的西北界上，與所謂河上之塞相連，把枹罕容納在防線之內。當然，這樣的推測，還需要結合考古調查，進一步驗證。秦廷在這一地段，也可能只設有亭、障等防禦設施，而沒有累築城垣。
依上文所述，秦始皇萬里長城西端的構成及其走向，便是由臨洮（今甘肅岷縣）至狄道（今甘肅臨洮），利用戰國秦昭襄王所築長城；由狄道至枹罕（今甘肅臨夏）西北的黃河岸邊，重新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