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找到直接的渊源。
從春秋後期開始，各諸侯國之間，領土的兼併爭奪，大大加劇。進入戰國以後，蠶食疆域，鯨吞國土，更是愈演愈烈。而如顧炎武所云，戰爭的形式，已經由車戰爲主，改變爲以騎戰和步戰爲主。這樣，過去的界溝，已經不能很好地發揮防禦的作用。於是，各國開始紛紛在國境線上，興工修築綿延山谷的城牆，來防衛國土，免遭侵略，這才出現所謂長城。
弄清楚長城産生的這一歷史過程，便很容易理解，蒙恬新開拓的所謂“河南地”，既然外有黃河環繞，那麽，充分利用這條大河的河道，作爲天然的防護設施，就應當是一種很合理的選擇[170]。這也是這類大範圍區域防護設施其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其實，溯本求源，像這樣利用一長段天然河道與人工城垣相銜接，共同構成邊境防線，並非這次由蒙恬首創，秦人自有先例。早在戰國初期，秦厲共公十六年時，就有過“壍河旁”的舉措[171]。“壍”與“塹”同義，用作動詞即使之爲塹。所謂“壍河旁”，當即鏟削黃河河岸，使之成爲溝塹側壁式的陡壁，用以增強天然河道的防護功能。稍後至靈公八年，秦人又“城、壍河瀕”[172]；繼之，秦簡公在其東境修築長城時，也採用了“壍洛”的特殊形式[173]。據史念海研究，這次“塹洛”，事實上還興建了很長的夯土城垣，南抵陝西華陰的華山北麓，北達陝西白水的黃龍山下[174]。這些建有城垣的地段，與“塹洛”地段銜接組合，構成了抗禦魏國進犯的長城防線。同理，秦靈公“城、壍河瀕”，所建防線，也應是“城”與“塹”相結合，在一些地段建有城垣，另一些地段則直接利用鏟削陡峭的河岸。
秦朝之後，在張家山漢簡的《津關令》中，則明確列有以“河”爲“塞”的規定：
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扜關、鄖關、函谷、武關及諸河塞津關。[175]
“河”在這裏，應是特指黃河。“河”與“塞”並列，其功用顯然等同。透過這一規定，可以看出，西漢曾普遍利用黃河河道，作爲區域界限。漢承秦制，估計秦朝的情況，應當與這相差不多。雲夢睡虎地秦簡《田律》所記如下規定，似乎即與此有關：
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河禁所殺犬，皆完入公；它禁苑殺者，食其肉而入皮。[176]
雖然這裏所說的“河禁”，應當是設在關中東面黃河岸邊的禁苑，與秦始皇萬里長城所利用的黃河河道無關，但瀕河設立禁苑，卻很可能是基於秦人因河爲塞以控禦東方的舉措。
不過，充分利用天然河道，並不等於不添加任何人工設施。前述唐人賈公彥注釋《周禮》，謂所謂“溝封之者”，除了要“於疆界之上設溝”之外，還要在“溝上爲封樹以爲阻固”；他還進一步針對鄭玄“封，起土界也”的注解，闡釋說：“云‘封，起土界也’者，穿溝起土於岸，即皆爲封，封即起土界也”。賈公彥這一說法，有合理的內容，也有不夠妥當的地方。
聚土而成之“封”，應是孤立凸起的土堆，而不是連綿不斷的土堤。西晉崔豹撰《古今注》，釋事物名義，其闡釋“封”之本義，正是如此：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台，以表識疆境；畫界者，于二封之間，又爲壝埓以畫分界域也。[177]
馬王堆出土西漢駐軍圖，其邊界上標示有留封、滿封、武封、昭山封、蛇封等一系列封土堆位置，而不是一道連續的封土線，便可以充分證實《古今注》的說法[178]。這一點也是“封”與“略”在形式上的本質區別。
儘管“封”並不是賈公彥所說的“穿溝起土於岸”的“土界”，但是，在挖掘界溝時堆積在溝沿的砂土，卻必然會形成一道土埂。這樣的土埂，可以增強界溝的防禦作用。戰國以後普遍修建夯築或壘砌的長城，從工程措施的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認爲是這種“土界”自然發展的結果[179]。
關於“封”的具體運用形式，文獻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根據情理推測，在人迹罕至的偏僻地帶，似乎可以單單間隔一定距離設立封土堆，由這些封土堆遙相連屬，來大致“表識疆境”；而在人口比較稠密的地方，則應該是與“略”亦即界壕結合在一起，構成一條連貫的邊界線，這也就是前引《周禮》“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這句話的實際涵義[180]。而之所以在界壕之上還要附加封土堆，正是由於“略”只是一道土溝，溝沿上沒有人工修建的牆垣，因此，需要用“封”將其與其他普通溝洫區別開來，以突出其作爲疆界的莊重性質，即同樣需要通過這些封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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