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190]

《史記·匈奴列傳》也記述說，蒙恬在修建了“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的長城之後：

　　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191]

 兩處所記，顯然是同一事件，而蒙恬率軍佔據的地點，記載卻不盡相同：一作“陶山北假中”，一作“陽山北假中”，顯然二者中或有一誤。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遵依後者，將《秦始皇本紀》的“陶山”，徑行校改爲“陽山”。
　　案今點校本《史記》，改《秦始皇本紀》之“陶山”爲“陽山”，其實有所因依。清人張文虎乃最早創爲此說。張氏云： 

　　《河水注》引作“據陽山北假中”。案《蒙恬傳》云：“於是度河，據陽山。”《匈奴傳》雲：“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二文相同，與《河水注》合。據上文云“並河以東，屬之陰山”，是在河南；此云“渡河取高闕”，是在河北，正與徐廣“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說合。然則，此文當作陽山。因舊本上文“陰山”誤作“陶”，而並此“陽”字亦誤爲“陶”矣。[192]

 稍後，楊守敬在所著《水經註疏》中，也持大致相同的看法[193]。現代歷史地理學者當中，沿承這一主張的代表性學者，則屬已故譚其驤教授[194]。
　　在張文虎上述幾個理由當中，所述《水經注》引述《史記》此文，文字與《匈奴列傳》相同而有別于《秦始皇本紀》，只能說明在北魏酈道元撰著《水經注》時，他所見到的《史記》，就已經記有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這樣的文字，並不能確切說明究竟是“陽山”正確，還是“陶山”正確。況且，只有在《水經注》引述的“據陽山北假中”這句話，確是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情況下，才能夠用以證實今本《史記·秦始皇本紀》之“陶山”，在北魏酈道元所見傳本中，即已寫作“陽山”，從而在版本文字上爲“陽山說”增添佐證；若是出自其他地方的記載，二者之間，孰是孰非，則還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判別。
　　《水經注》相關記載原文如下： 

　　河水自臨河縣東經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流經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迹，故納斯稱焉。南屈經河目縣，在北假中。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史記》曰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胡，度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195]

 在前面第四節中，曾已論及，蒙恬西北斥逐匈奴，所率軍隊規模，《史記》記載不一，有“三十萬”與“十萬”兩個數字，而《秦始皇本紀》作“三十萬”，《匈奴列傳》作“十萬”，《水經注》此處引述云“十萬”，可見其出自《史記·匈奴列傳》。雖然從本節開頭的引文可知，“取高闕”爲《秦始皇本紀》所獨有的記載，但是，其“據陽山北假中”的“據”字，則爲《秦始皇本紀》所無，又顯然來自《匈奴列傳》。這可以有力地證明，“據陽山北假中”這句話，同樣是源自《史記·匈奴列傳》。
　　總之，《水經注》在這裏引述的《史記》相關記載，應是酈道元揉合了《秦始皇本紀》與《匈奴列傳》兩處的內容，而以《匈奴列傳》爲主。從本節開頭引述的《史記》相關記載可以看到，記述此次蒙恬渡河行動，本來是《秦始皇本紀》更爲全面，它比《匈奴列傳》多記有酈道元特別關注的“高闕”這一重要地名。在這種情況下，酈道元非要舍此就彼，採錄《匈奴列傳》的記載，再特地依據《秦始皇本紀》補入“高闕”，似乎應當是有特殊的原因。合理的推測，是酈道元所讀《史記》，其《秦始皇本紀》，應該與今本相同，記作“陶山北假中”，而如上引《水經注》所示，酈氏本人清楚知道，所謂“北假中”乃是在陽山腳下，他在當地又找不出稱作“陶山”的山脈，所以才避開《秦始皇本紀》的記載而改從《匈奴列傳》。
　　張文虎的另一項依據，爲《史記·蒙恬列傳》“於是渡河，據陽山”的記載[196]。這裏所記載的“陽山”，與《秦始皇本紀》之“陶山北假中”，尚有明顯區別，地理涵義並不相同。因此，這兩處的記載，也不宜直接相互堪比。對此，下文還要專門論述。
　　至於張氏以爲“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的陰山，位於黃河南岸；而在黃河北岸，只有“陽山”，可以與蒙恬渡河所佔據之山脈相當，這明顯是望文生義，與前述陰山因位於北河南折河段東南而得名的情況，不相符合。所以，這一點肯定不能用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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