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修一段城垣（或其他防禦設施）；由枹罕西北的黃河河岸至陰山西南端，利用黃河河道作爲防禦設施；沿陰山南麓，利用戰國趙武靈王所築長城。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內蒙古烏海市黃河東岸的桌子山西麓，距離河岸10公里上下，現存有一段總長約30公里的長城遺迹，稱爲“鳳凰嶺長城”，是用石塊壘砌而成。有人推測，這道長城有可能爲秦朝所築[120]。但是，在這道長城遺迹以西，瀕臨黃河東岸，有一座古城舊址，舊稱爛城子，現名爲“新地故城”。考古學者指出，目前還沒有找到古代遺物，可以確證鳳凰嶺長城的年代，而在新地故城城北，卻發現了具有明顯秦文化特徵的古墓，依此可以斷定，這座城址始建于秦朝，應爲蒙恬在河南地所築臨河三十四（或四十四）縣城之一[121]。這座秦代城址，說明鳳凰嶺長城位於秦王朝邊界線以內。因此，依據現有考古資料推測，它不可能是秦始皇萬里長城的組成部分。
關於“鳳凰嶺長城”的修築年代和作用，需要從考古學和歷史地理學兩方面進一步研究之後，才能得出比較確切的看法。在目前情況下，分析秦漢之際西北邊防的地理形勢，它似乎更有可能爲漢武帝收復河套地區後所建。
五、說界溝以解因河爲塞
譚其驤對於《史記》相關記載的理解，則與上述拙見有很大不同。譚氏以爲所謂“因河爲塞”或“城河上爲塞”，就是沿河修築城垣，“惟此塞遺址不見於後世記載，亦爲近世考古學者考察所不及，殆因其逼臨河滸，久已爲河水所沖毀矣”[122]。譚其驤這樣來理解“因河爲塞”的問題，從根本上看，恐怕與他對長城的理解不夠全面有關。
深入解析“因河爲塞”問題，需要從兩方面加以論證。一是文獻所記秦始皇長城本身的構成形式，二是長城的起源與發展過程。
首先來看一下秦始皇長城的構成形式。前引《史記·匈奴列傳》謂秦始皇所築長城，系“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史記·蒙恬列傳》亦云秦始皇長城，乃“因地形，用制險塞”。凡此，均說明所謂萬里長城，並不一定是一道綿延萬里一以貫之的城垣。漢元帝時人侯應，曾談到漢武帝所設長城，“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穀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123]。陳夢家以爲此“木柴僵落”是指木柵，它與山川溪谷的自然險阻和“溪穀水門”，都是堆石布土之城垣以外的邊塞設施形式[124]。據此可以推測，秦始皇長城應當採用過大致相似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各種天然地形地勢[125]。
當代的考古學勘查也證實，秦長城確有利用險峰峭壁替代牆體的地段[126]，其所沿用的趙武靈王陰山長城，在烏拉前山西端，就有很長一段，完全是依憑險峰峻嶺，據險扼守，而沒有修築城垣[127]。由於截至目前爲止，有關秦長城的考古學調查，注意力主要還是集中在城垣建築遺迹上，對於秦長城如何利用地形地勢，關注明顯不夠。相信今後隨著調查視野的拓展和轉換，會找到更多的實例，證實文獻中的上述記載。
利用天然峭壁來替代人工城垣，這應當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說“邊山險”的一種形式；而利用黃河河道以取代城垣，則應當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說“塹溪谷”的一種形式。這種利用溝谷作爲防衛設施的作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人類聚落，不僅與長城的起源密切相關，而且還是城市牆垣産生的直接淵源。
衆所周知，中國古代的城市，往往都有防護市區的城牆。所謂長城，其實就是一道防護一個廣大區域的城牆。
在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中，常常會看到在聚落周圍挖掘深溝，以防禦外來侵害的情況，在考古學上，稱之爲“環壕聚落”，譬如著名的西安半坡遺址，就是如此。這種深溝的作用，與後來的城牆相當。挖溝起土，堆積於溝沿，也會增強壕溝的防禦機能，很容易促發修築城牆的想法。所謂“城”，本應是由這種壕溝發展而來[128]。後世普遍修築城牆之後，一般還都要在城牆外邊，開挖一道環繞城牆的護城河，與城牆相輔相成，進一步強化其防禦功能。這道護城河，古代稱之爲“隍”或者“池”。過去城鎮裏都有城隍廟，用來供奉“城隍神”，就是因爲“隍”是與“城”同等重要的城市防禦設施，它們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座城鎮最顯著的標誌性建築。由此可見，修築城牆，是在挖溝防衛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一種防禦設施。
長城的産生和發展過程，與城牆大致相同。防護保衛一個廣大的區域，除了利用山川等自然險阻之外，最初也曾經採用過挖掘深溝的辦法。
先秦時期，往往用“封略”一詞，來稱謂諸侯之間的疆域界線。《左傳》載時人稱“封略之內，何非君土”[129]，就是典型的例證。“封”是指堆積土丘，來作爲邊界的標誌。對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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