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起到“表識疆境”的作用。
有學者在全線考察戰國秦昭襄王長城之後發現，其中有將近五分之一地段，是直接利用河流陡岸作爲防禦設施，並沒有修築城牆。不過，秦人在岸上間隔一定距離，夯築有一些墩台，作爲瞭望哨所[181]。這種墩台與河道相互組合的形式，很像是由封土堆與界溝的組合演變而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以河爲塞”的地段，與修築城垣的地段，也是相互銜接組合在一起，這正應該是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而利用黃河河道的直接淵源。
上引《古今注》文曰“于二封之間，又爲壝埓以畫分界域也”。其中“壝埓”的本義，應當是指低矮的牆垣[182]，而邊界上持續延伸的“壝埓”，從表面上看，似乎類似於一道低矮的長城。在這裏，假若把“壝埓”理解爲界壕溝沿上堆積的土埂，可能最合乎上古的實際情況。因爲這樣的土埂與低矮的土牆相近，視之爲“壝埓”，亦未嘗不可。不過需要注意，用“封”來“表識”的“疆境”界線，實質上是界溝，也就是所謂“略”，而不是這種“略”的副産品“壝埓”。當然，這樣解釋，並不排除在某些個別地段，會既有界溝，又有人工累築的矮牆；而在有些地段，也可能不設界溝，只築“壝埓”與封土堆相組合，構成疆域界限。只是這種“壝埓”，恐怕仍主要是起標識疆界的象徵性作用，並不能與真正的長城相提並論。
賈公彥說在界溝上還要“爲封樹以爲阻固”，即栽種樹木以增強界溝的防禦作用，這在《周禮》本文中也有相應的記述：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所謂“五溝五塗”，說者非一[183]，大致應爲各等級界溝以及通行其間的道路。因《周禮·夏官·掌固》另有記載云：
凡國、都之竟（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184]
兩相參照，顯而易見，“五溝”系指疆域間之界溝。沿界溝植樹成林，不僅對戰車，對騎兵也能起到一定的阻滯作用。
根據楊樹達的研究，在西周銅器散氏盤上，即記有用“封”與“樹”相互組合，來標示田界的做法[185]。《荀子·議兵》下列記述，則可以說明先秦時期在邊界上栽種樹木用作障礙設施的普遍性：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辦），溝池不拑（抇），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
依據清人王先謙的解釋，這裏所謂“固塞”，是“國所依阻”之邊塞的意思。“固塞不樹”，前人釋“樹”字爲“立”義[186]。但是，上句“溝池不抇”之“抇”字義爲發掘，“溝池”是指界溝（至少是界溝與護城河兼而有之）；相應地，這裏的“樹”字，則應當解作“爲封樹以爲阻固”之“樹”，也就是種植樹木的意思，方才與“溝池不抇”的“抇”字相匹配。
清人雷學淇謂《周禮》之“溝封”與“溝樹”，乃是“互文見義”，不僅“有溝者必有封”，而且“有封者必有樹”[187]，所說最能得其要領。蓋“略”與“封”、“樹”相互結合配置，才可以構成一道完整的疆域界線。
蒙恬在“河南地”外緣修建長城，利用黃河河道，這既然是春秋以前封略制度中界溝的發展和延續，那麽，便完全有可能繼續沿承在界溝上既封且樹的作法。當時在黃河岸邊是否堆積有封土堆，文獻中雖然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參考前述西漢初年馬王堆駐軍圖在邊界上明確標示有“封”的情況，可以推測，秦朝理應延續了在界溝側畔立封的制度。至於在溝畔栽種樹木，史籍中則存在明確的證據，這就是前面第四節在討論“榆中”位置時所涉及到的蒙恬“樹榆爲塞”一事[188]。
這種在界溝側畔植樹的作法，後代也有延續。前引西漢初年張家山漢簡《津關令》所記邊界設施“封刊”，漢簡整理者釋作“用作邊界標誌的樹木”，便顯然是由此因襲而來。東漢時鄭玄注《周禮·地官·封人》“畿封而樹之”，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唐賈公彥疏曰：“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189]據此，在東漢時期，應當仍然存有“封樹”制度。清代在東北地區修造的柳條邊，其形式也與此頗爲相似。
前人因未能深入探討長城的産生發展與上古封略制度之間的關係，從而也無法深入解析蒙恬“樹榆爲塞”的內在涵義，並進而影響到難以合理地復原“樹榆爲塞”的具體地段。按照上面的解釋，所謂“樹榆爲塞”，只應施行於“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這一段黃河河岸上。
六、釋陰山北假中
萬里長城甫一興建，秦始皇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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