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山北假中”問題的依據。然而,這一點卻恰恰是張氏立論最重要的基礎。
陰山既然是在黃河北岸,而如前所論,高闕又是陰山長城上的重要關口,那麽,蒙恬率軍渡河取得高闕,也完全有可能是據有陰山,卻不一定非是陽山。正是在酈道元的《水經注》中,今傳世古本,就都是把《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的“陰山”,寫作“陶山”[197]。這說明“陶山”與“陰山”之間,在字形上存在著極爲近密的相似之處,容易相互致訛。
清人趙一清曾具體論證過《水經注》中這一“陶山”的訛誤,而他的論證,就是基於陰山在黃河北岸這一地理事實:
此“陶山”似是“陰山”之誤。《始皇紀》云:“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道元以陰山不在河南,既於《史記》之文無礙,“陰”、“陶”字形相似故耳,非別有一“陶山”也。劉向《七略》:“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198]
劉向所謂“古文”,應是就其校定《尚書》時所用古文《尚書》而言[199],可見“陰”與“陶”因字形相近而易淆,由來甚爲古遠。
舊本《水經注》“陰”訛爲“陶”的事實,說明不僅是上古“古文”,在北朝以降的文字中,二者同樣容易混淆。清人王念孫即從漢魏隸書中兩字字形相近的情況出發,論證了《史記·秦始皇本紀》“取高闕、陶山北假中”之“陶山”,應爲“陰山”的形訛:
(《史記》)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陰”字或作“#”,二形相似,故“陰”訛爲“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訛作“陶”,即其證也〔《穰侯傳》“乃封魏衻於穰,複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惠景間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顔師古注曰:陶唐當爲陰唐,傳寫字誤耳〕。陰山已見上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訛也。[200]
王念孫的考證,至爲精確,可以視作定論。今有署名周莊者,復引據居延出土漢簡中“陰”字無不迹近于“陶”字的情況,論述此“陰山”訛作“陶山”的緣由,可以說是爲王念孫的結論增添了有力的實物佐證[201]。
依據王念孫等人的研究,自然應當把《史記·秦始皇本紀》“取高闕、陶山北假中”之“陶山”,訂正爲“陰山”。而這樣一來,《史記·匈奴列傳》“據陽山北假中”的“陽山”,便也應隨之改作“陰山”。這一“陰山”,之所以會誤爲“陽山”,應當是舊傳本中亦曾訛“陰山”爲“陶山”。讀《史記》者不諳北邊地理,見《史記·蒙恬列傳》中有“於是渡河,據陽山”,便想當然以爲二者所記是同一事件,故依從後者,徑行將《匈奴列傳》的“陶山”,改成了“陽山”。其實,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徑行更改《史記·秦始皇本紀》之“陶山”爲“陽山”,與此遵循的是同樣的思路;而類似以錯改錯的情況,在傳世古籍中屢見不鮮,這也是古書致誤的一項通例[202]。
在萬里長城建造之後,蒙恬這次出兵北上的進軍目標,既然已確定爲“渡河,取高闕、陶山(陰山)北假中”,那麽,便可以據此分析,蒙恬新拓展的疆域,到底是在哪些地點。
高闕位於趙武靈王長城的西端,這在前面已經做過詳細論述。問題是高闕既然是趙武靈王長城上的關塞,在這次蒙恬出兵之前,秦人又已經沿用了趙武靈王長城,高闕則理應在秦人的掌控之下,爲什麽還需要再去“取高闕”呢?
前面第三節引述的蓋山林、李逸友和何清谷等人的實地考察表明,趙武靈王“並陰山下”修建的長城,是沿今烏拉前山和大青山南坡延伸,有的段落在半山腰,有的段落在山腳下。何清谷具體記述說,長城遺迹大多距山腳僅約一兩百米上下;蓋山林等人更形象地描述說,有些地段的長城遺迹,乃是“直立在山根下,貼近山邊,好像專用來擋山的一段長牆”[203];鮑桐也介紹說,這道長城大多建造在陰山南麓緊傍山腳的臺地上,少數高出山腳稍多的地段,也不過二三裏遠[204]。可以想見,這樣一來,橫切整個山體的高闕山口,其主體部分,必然被棄置於長城防線的外側。蒙恬渡河“取高闕”,就應當是在率領秦軍主力渡過黃河之後,從高闕出兵塞外,控制整個高闕山口。
前面在引述《史記·秦始皇本紀》時,將“陰山(陶山)北假中”連讀爲一個地名,是出自我個人的理解。前人則一般是把“陰山”(陶山)與“北假中”,看作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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