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262]

 漢朔方郡即設立在河套地區。由此可見，不惟蒙恬率軍進駐“陰山北假中”地區，是爲開發利用這裏肥沃的土地，解決抵禦匈奴所需的糧食供給問題；而且漢武帝派遣衛青西出雲中，至於高闕，收復河南地，設立朔方郡等，也主要是基於籌措軍糧的考慮，以踵循蒙恬故事。
　　根據這些情況，完全可以斷定，蒙恬在動工興建“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的巨大長城之後，隨即跨越這一新建防線，出兵河套地區，主要應該是出於利用這裏的灌溉條件，以通過墾殖籌措軍糧的考慮。
　　蒙恬出兵“陰山北假中”，主要是爲解決附近邊塞戍衛軍兵的食糧供給問題。可是，“陰山北假中”卻又懸隔於其剛剛興建的邊塞之外。爲保障在“陰山北假中”地區，安全地從事屯田或移民墾殖活動，不得不再修造一道防禦設施，將其護衛在邊境線之內。而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就需要把這一防禦設施，修築在“陰山北假中”地區北面的陽山山脈之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蒙恬在“渡河取高闕、陶山（陰山）北假中”之後，“築亭障以逐戎人”[263]，指的就應當是修築這一防護設施。
　　前面在論述清人張文虎改《秦始皇本紀》之“陶山”爲“陽山”之誤時，曾經談到，《史記·蒙恬列傳》“於是渡河，據陽山”的記載，其所云“陽山”，與《秦始皇本紀》“陶山北假中”的“陶山”，也就是陰山，應是完全不同的兩座山脈；根據上文對於蒙恬渡河之戰略意圖的分析，現在可以推斷，這裏所說蒙恬“據陽山”一事，指的應當就是秦人“築亭障以逐戎人”的具體地點。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說，蒙恬在陰山以北新開拓的邊境線上，是“築亭障以逐戎人”。“亭”和“障”都是“要塞”式的防守據點，而不是連綿不斷的城垣。雖然長城一般都要配置亭、障，但蒙恬北出陰山之後，是否在陽山上築有長城，這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並沒有十分明確的記載。不過《史記》記載，就在蒙恬北出陰山的當年，秦廷便“築長城河上”[264]；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又“適（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265]。陽山南瀕黃河，所謂“築長城河上”，理應是指在陽山上修築長城；諸“謫治獄吏不直者”所築長城，似乎也應當包括陽山上的邊塞在內。又上文引述主父偃在慫恿漢武帝出兵朔方時所說“秦時常（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這句話，則確切無疑地是指修築用來守護“肥饒”的朔方地區的長城。這些記載，可以進一步證實，蒙恬在陽山上不止建有亭、障，同時還修築了長城。
　　前面在討論榆中的位置時，曾經談到，《漢書·韓安國傳》謂“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這裏所說的“以河爲竟（境）”和“樹榆爲塞”，是指利用黃河河道以替代累築長城城垣，並沿河栽種榆樹。不過，在前面的論述中，並沒有解釋“累石爲城”的涵義。
　　《漢書·韓安國傳》將“以河爲竟（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三者相提並稱，反映出這是三種同類性質的邊防設施，即“累石爲城”應當是指修築長城，而不是興建城鎮。所謂“累石爲城”，既然不見於蒙恬修築的“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這一道國境線上，就很可能是指蒙恬沿陽山山脈新建的邊境防禦設施。漢文帝時晁錯曾談論說，“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266]；陽山南瀕北河，所謂“築塞河上”，應當就是指蒙恬在陽山上修築長城一事。
　　早在20世紀 70年代，唐曉峰在考察秦漢長城遺迹時，即已查明，在今狼山山脈上，殘存有明顯的秦代長城。這些秦長城遺迹，分佈在狼山亦即陽山北坡，與陰山南麓的趙武靈王長城以土築爲主不同，陽山上的秦長城，主要是用石塊壘砌而成，而且在沿線建有與《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亭”、“障”相符的守望設施[267]。可以推測，所謂“累石爲城”，指的就是這段石砌的城垣。
　　除瞭解決邊防軍糧的目的之外，秦廷決定北出陰山，並且在陽山北坡修建長城，將陰山和陽山都圍護在邊界之內，還應當與奪取並控制匈奴的戰略要地，以減輕匈奴對秦朝的威脅有關。以往學術界一般以爲北方遊牧民族只是以草原爲依託，沒有注意山地對於遊牧民族生存的作用。唐曉峰最近研究揭示說，遊牧強族在其發展初期，乃普遍依山而居。具體地對於匈奴人來說，其巢穴多居山中，山地裏有著他們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資，也是其聖地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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