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結    語

　　上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分析北方長城上重要關塞“高闕”的位置入手，進一步論證了戰國至西漢初年，趙國、秦朝和西漢王朝，特別是秦朝，其西北邊防線的演變過程。
　　研究確認，戰國時趙武靈王在趙國北部邊境線上修築的長城，位於今烏拉前山－大青山南麓。這道山系，即古陰山山脈，因此，《史記·匈奴列傳》所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的“高闕”，就應當是這道長城西端的一處山口。這座山口，可以稱之爲“陰山高闕”。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其北方邊防設施，在秦人故土，沿用了秦昭襄王長城；在趙國舊境，則沿用了趙武靈王長城，《史記·秦始皇本紀》謂始皇二十六年時，其疆界“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指的就是在北邊沿用趙國長城的這種情況。
　　至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率軍“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並在第二年亦即秦始皇三十三年，興工修建了“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的所謂“萬里長城”。這道長城的西北地段，是“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其在原趙國北邊地帶，仍是利用趙武靈王所建長城。在原秦國北邊地區，由臨洮至狄道地段，利用了戰國秦昭襄王所築長城；由狄道至枹罕西北的黃河岸邊地段，是重新興修了一段城垣；由枹罕西北的黃河河岸亦即“榆中”地區，至陰山西南端的趙武靈王長城起點，則是利用黃河河道作爲防禦設施，並未修築城垣。這種“因河爲塞”的作法，具有很古遠的歷史淵源。長城本身，即源於開挖壕塹作爲界溝。古人表述疆界的“封略”一詞，“略”字即應指這種界溝。
　　下令建造“萬里長城”之後，秦始皇隨即在當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這裏“陶山”應爲“陰山”的形訛，“北假”應通假爲“北各”，是指山體的北部。所謂“陰山北假中”，是指陰山的北坡部分及其迤北直至陽山（即今狼山－烏拉後山山系）南麓地區，這裏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河套（後套）地區。蒙恬出兵佔據這一區域，是爲利用這裏優越的農業生産條件，解決“河南地”邊防駐軍的糧食供給問題。爲保障這裏農業生産環境的安定，便又在河套北側的陽山山脈上，修築了一道新的長城，以阻遏匈奴的襲擾。
　　這道長城建成後，秦人原來一直沿用的趙武靈王長城，已經遠離邊界線，失去了防守疆界的功能，這道長城上的關塞“高闕”，也隨之喪失了控扼邊境通行要道的隘口作用。中國古代的關隘，具有隨著區域開發和疆域拓展而向外側推移的規律，“高闕”這一關口，即隨著秦朝疆域向“陰山北假中”地區的擴展，遷移到陽山長城西端的一處山口。與“陰山高闕”相對應，這座山口，可以稱之爲“陽山高闕”。
　　秦朝末年，蒙恬死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趁機越過秦陽山以及黃河防線，重以秦昭襄王長城和趙武靈王長城，與中原王朝爲界。直到漢武帝元朔二年，衛青率軍大舉反擊，才又重新收復今河套地區，恢復以蒙恬陽山長城爲邊防線。

[1]《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885。
[2]《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頁2565～2566。
[3]《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上海，中華書局，民國排印《四部叢刊》本）卷三，頁4a～4b。案：“峨然雲舉”原作“善能雲舉”，此從朱謀土韋《水經注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王國維《水經注校》本，頁77）引《大事記》、趙一清《水經注釋》（臺北，華文書局，1970，影印清乾隆五十九年趙氏小山堂刊本，頁192）校改。
[4]譚其驤《北河》，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署名禾子，此據作者文集《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冊，頁331～333。
[5]譚其驤《北河》，見《長水集》下冊，頁331～333。
[6]張鼎彜《綏乘》（上海，民國十年趙鎛斯發行，泰東書局印製）卷一一《水利考》，頁2。
[7]張鼎彜《綏乘》卷七《要隘考》，頁2。
[8]唐曉峰《內蒙古西北部秦漢長城調查記》，刊《文物》1977年第5期，頁18。
[9]案今人或謂狼山口即石蘭計山口之北口，二者爲同一山間谷道，各據一端，說見何清谷《高闕地望考》（刊《陝西師大學報》1986年第3期，頁76）；本文所說狼山口位置，乃是遵從張鼎彜在民國時的記述。
[10]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06。案張氏此書中關於趙長城之高闕部分，寫成於民國時期，並曾在當時刊物上發表，至1963年，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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